《三叉戟》：探索警匪片中的人民性敘事

《三叉戟》是深耕警匪題材的高群書導演的最新力作。該片以“大棍子”“大噴子”“大背頭”三人組成的特別行動隊為中心，講述了三人在對P2P非法集資、洗錢案件的經偵過程中，與隊伍內的腐敗分子、與隊伍外的犯罪集團斗爭到底的故事。

“三叉戟”中的“勇”“智”“執”

“三叉戟”，顧名思義，就是由“大棍子”“大噴子”“大背頭”三個即將退休的老警察組成的特別行動隊。“大棍子”有“勇”“大噴子”有“智”“大背頭”有“執”，三人優勢互補、兄弟情長、配合默契，最終破獲了案件。

一直以來，“三劍客”都是影視劇角色設定中常見的結構，如《紅圈》《中國合伙人》《三傻大鬧寶萊塢》《黃金三鏢客》《三個火槍手》。這類影視作品中，三個人性格各異又互補，很容易激發角色間的互動，生成幽默、和諧、義氣等多角度的情感面向。同時，角色之間的價值觀分歧也便于制造戲劇沖突，推動電影發展出復調結構，而“三人行”的設置又天然適合電影施展蒙太奇特性，如三線敘事、齊頭并進，容易在剪輯方面大放異彩。

影片《三叉戟》中，三位主人公來自三個警種，各具特色、識別度高。刑偵出身的“大棍子”江湖氣十足，穿夾克、戴墨鏡，黑白兩道都“有面子”，敢打敢拼，主打一個“勇”；經偵出身的“大背頭”心性執著，梳背頭、穿風衣，主張對案件一查到底，主打一個“執”；預審出身的“大噴子”，文質彬彬，懂策略、善迂回，足智多謀，主打一個“智”。同時，三人在人物設定和性格中的喜感、缺點也較為明顯：“大棍子”雖勇，卻有著“男”言之隱的前列腺疾病；“大背頭”雖執，卻不通人情世故，脾氣又臭又硬；“大噴子”雖智，卻總是披上唯唯諾諾的保護色，而三人的共同點則在于，他們都是優秀的警察，是打擊犯罪的利器。

與之相對，黑道上的“老鬼”講義氣、有底線、知恩圖報；“黃毛”看似兇狠，和女朋友小雪二人的感情卻純粹，只是犯罪鏈條上的“弱者”，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在毫無底線的冷血罪魁黃有發、幫派頭子耿小青、癮君子二冬子的襯托下，這些角色透出了人性的閃光。正面角色有理想，反面角色有弧度，豐富了《三叉戟》人物設置的層次。

打造從始至終的恐怖感

《三叉戟》延續了高群書向來直面和展示暴力的創作態度。通過與電影史上善于表現“暴力”的導演做大致的對比，便能感受到高群書對暴力的態度之不同。

昆汀電影中的暴力時常充滿夸張的喜感，北野武電影中的暴力充滿無常感。通常來說，這些導演都“醉翁之意不在酒”，“暴力”只是表達其哲學觀念的手段，而高群書電影中的“暴力”則相對原始，就是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痛”和“恐怖”。在奠定基調的首個鏡頭和首場戲中，二冬子虐殺警察的信息已經被觀眾知悉，其戲劇功能已經實現，可高群書仍然通過聲音和特寫鏡頭反復渲染血腥場景。可以說，從那一刻起，觀眾始終被籠罩在血腥恐怖的印象中。被騙得血本無歸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慘狀、犯罪集團背后深不可測的“保護傘”“三叉戟”經偵過程中的危機重重，也都濃縮在這種恐怖感中。

同時，影片對于警隊政委楚冬陽的腐敗，銀行高層陷入權色交易，網絡暴力等多個尖銳的社會問題也都進行了不回避、不渲染的客觀呈現，創作態度之銳是值得稱道的。

“江湖性”不能替代“人民性”

影片最后，“三叉戟”發動破敗工廠的工人與金融詐騙的黑社會團伙展開肉搏。這是《三叉戟》的“人民”底色，給了工人直抒胸臆的場景和機會。但讓人遺憾的是，這種抒發局限在“老炮兒”互毆的格局里。尤其是在乾隆時期的古董寶劍竟然不是“瘋言瘋語”，而真被用于實戰時——這一被扣響的“契訶夫之槍”，反而帶來讓人出戲的無厘頭之感。同時，在場面調度上，層次感不清晰，打斗場面也不盡如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革命歷史等主旋律題材中存在一種傾向，即用“江湖性”代替“組織性”，往往過于渲染士兵間的兄弟情長、快意恩仇，忽視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性和思想工作的制勝作用。這體現的是編劇思維的一種片面性，即只注重人與人之間的情誼締結，卻不相信政治思想改造的力量。其實，歷史早已提供了遠比人為編故事更具戲劇性的事實證據：如由原國民黨60軍改編而來的志愿軍第50軍，曾被貶為“60熊”，其戰斗力可見一斑。但經過深刻徹底的政治整訓之后，這支部隊脫胎換骨，聚殲英國皇家坦克營、攻克漢城、夜襲水原、鏖戰白云山，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創造這一系列戰爭奇跡，變成“50雄”——足見“凡戰法必本于政勝”。

類似的，中國特色的警匪劇理應有相似的思想表達、信仰表達和組織表達。在日常生活中，人民警察時常見諸新聞，有感動人心的舉動，是“人民”與“警察”關系的生動寫照。所以在警匪片類型中注入人民底色，才是符合生活實情的中國特色警匪片。《三叉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警匪片類型中的人民性敘事，為后來的警匪片創作提供了參照。誠然，這樣的探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文/卓別林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