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車攬轡澄天下——東漢名士范滂的跌宕人生
朱仁天
公元167年夏,漢桓帝大赦天下。在都城洛陽通往汝南郡的官道上,緩緩走出3位剛剛釋放的囚徒。道路前方,斷斷續續,已有汝南、南陽二郡的上千位士大夫駕著車騎等候迎接。
為首的那位叫范滂。同行的二位同鄉難友是殷陶和黃穆,他們侍衛于范滂的兩側,幫他應對賓客。范滂見這陣勢,回頭對二人說:“你們跟隨著我,這樣迎接不是個辦法,這是增加我的罪禍啊。”于是3人分頭改行小路,悄悄回到汝南郡老家。
范滂是誰?他身犯何罪?為何驚動了這么多人?
據《后漢書》等史籍記載: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征羌乃汝南郡下屬縣。公元35年,光武帝劉秀為紀念征定西羌、遇刺身亡的大將來歙,改汝南當鄉縣為征羌國,追封來歙征羌侯,由其子孫嗣位。桓帝時,征羌仍是來氏侯國。征羌侯國的位置,據專家考證,在今漯河市召陵區青年鎮磚橋村。
范滂年輕時,正直清高有氣節,為鄉親們所欽佩,被舉薦為官吏。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冀州饑荒,盜賊群起。朝廷派范滂為清詔使,前往巡察民情。時年23歲的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冀州境,當地貪贓枉法的官員聽到消息,紛紛丟下官印,望風而逃。巡察冀州嶄露頭角,范滂被調任光祿勛主事,后又被太尉黃瓊征召為太尉府屬吏。
后來,朝廷詔令三府官員舉報州郡狀況及民情疾苦,范滂一下子檢舉了20多位刺史、郡守等豪門權貴。尚書指責范滂彈劾的人太多,懷疑他有私心。范滂說:“如果不是貪婪卑鄙、奸邪殘暴、嚴重禍害人民的人,我怎么會寫上他們的名字來浪費簡札呢?最近趕上時間倉促,所以先舉報急需懲辦的,其余還沒弄清楚的,尚待進一步調查核實后再行舉報。我聽說農民除掉雜草,莊稼必然茂盛;忠臣鏟除奸人,政治才能清明。如果我的話與事實不符,甘愿接受刑罰或處死。”尚書無言以對。在公府待了一段時間,范滂看到當時世道艱難,知道自己的理想難以施行,于是辭職而去。
汝南太守宗資早已聽說范滂的名聲,就聘請范滂到郡府擔任功曹(郡守的主要佐吏),并委托處理政事。范滂在職期間,嚴厲整治邪惡勢力,對那些行為違背孝悌倫理、不依仁義辦事的人,全都撤職驅逐,不與他們共事;而特別舉薦操行卓異之人,把他們從社會底層選拔出來。范滂的外甥西平人李頌,是公侯家族的后代,但品行不好,為鄉里唾棄。中常侍唐衡寫信給宗資,為李頌求一官半職。宗資命令范滂召李頌為屬吏,范滂認為李頌不具備做官的資格,壓下任命不征召他。過了很久,唐衡寫信責備宗資,宗資非常惱火,召來功曹書佐朱零,問明情況后,怒氣無處發泄,鞭打朱零。朱零昂首說:“范滂清明裁決,好比利刃截除腐朽。我寧肯被你鞭笞而死,也不愿被范滂所廢逐。今天我死了,當留下忠名;被范滂所廢棄,就永成惡人了。”宗資無奈而止。由于范滂的正直謇諤與崇高聲望,郡里中層官吏以下多對他心懷嫉妒怨恨。當時有歌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意即范滂掌握著汝南郡的太守實權,南陽人宗資只負責簽字同意而已,并把范滂任用的人稱為“范黨”。
所謂“黨”,在此為貶義,指朋黨,即為爭奪權力、排斥異己互相勾結而成的小集團。東漢桓帝時,宦官專權,為非作歹,政治混亂。以李膺等為首的正直而有責任感的官員士大夫奮起斗爭,對宦官集團展開激烈抨擊。由于他們品德高尚,天下景從,時望所歸,故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稱譽。范滂被世人歸為“八顧”之一,即是能以德行引導他人的榜樣。但這些人卻被宦官誣為“黨人”。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派黨羽牢修上書,誣告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李膺、陳寔等200多位“黨人”。其中,就有時任汝南郡功曹的范滂。
范滂獲罪,被關進黃門北寺獄。監獄看守對范滂說:“凡是獲罪被關押的人都要祭祀皋陶來祈福。”范滂回答道:“皋陶是圣賢,是古代的正直大臣。他知道我無罪,會向上天申訴辯白;如果自己真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聽了范滂的話,囚犯們從此也都不再祭祀。獄吏拷打囚犯時,范滂看到一起被關押的大多有病,覺得自己年輕,于是請求讓他先受刑。桓帝派中常侍王甫依次審訊囚犯,范滂主動上前。王甫責問道:“你們身為人臣,不想著忠于國家,而在一起結成私黨,相互褒獎推舉,評論朝廷政治,憑空捏造事端,各種陰謀勾當,都是想干什么?全部從實招來,不得有絲毫隱瞞。”范滂答道:“我聽孔子說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我只是想褒揚善人及其高尚品德,鏟除惡人及其污濁行為。我認為這是推行王政的人所愿意聽到的,不知道為什么反被認為是在結黨。”王甫說:“你們相互提拔推舉,唇齒相連,有跟你們意見不合的人,看到了就排斥他們,這又是想干什么?”范滂慷慨激昂地仰天長嘆道:“古代的人遵循善道,能為自己求得更多福祉;今天的人遵循善道,卻使自己身陷死罪。在我死后,希望把我埋在首陽山邊,我上不負皇天,下不負伯夷、叔齊。”王甫聽了,不由心生憐憫而為之動容,就把囚犯的枷鎖全部解除了。
審判結束,遭逢大赦,范滂得以釋放回鄉,于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但是,被釋放的“黨人”并沒有獲得完全自由,他們的名字全被記錄在案,并規定對其實施終生禁錮,不得為官。這就是著名的“黨錮之禍”。
不能做官,做個平民也好。但是,平安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多久。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十月,宦官利用不諳世事的13歲小皇帝,再興大獄,誅殺“黨人”。詔書傳到汝南郡,督郵吳導受命前往逮捕范滂。吳導到了征羌縣的驛館,懷抱詔書,關閉大門,趴在床上哭泣。范滂知道后,說:“這一定是為我的緣故。”立即前往監獄自首。縣令郭揖見了大驚,出來解下官印綬帶,拉著范滂要一起逃亡,說:“天下這么大,先生為什么非要來到這里?”范滂說:“我死了災禍就會停止,哪里敢用自己的罪來連累您,又讓老母親流離失所呢!”母親前來與之訣別,范滂對母親說:“弟弟仲博很孝敬,足以供養您老人家,我要跟隨父親龍舒君到黃泉了,生死各得其所。希望母親大人忘掉不能忍受分離的深情,不要再增加傷感悲戚。”母親說:“你現在能夠跟李膺、杜密齊名,死了又有什么遺憾!已經有了好名聲,還想要長壽,二者豈可兼得。”范滂跪著接受母親的教誨,拜了兩拜,便與母親辭別。回頭又對他的兒子說:“我想讓你作惡,但惡事不可以做;想要你行善,但我就是不作惡的下場。”道路兩旁的人聽了范滂的話,沒有不傷感落淚的。
此次一同被拘捕的,還有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肅、荀翌、魏朗、翟超、劉儒等100多人。據范曄《后漢書》記載,他們“皆死獄中”。其余“黨人”,有的先前已去世,有的逃亡得以免死。在這第二次“黨錮之禍”中,包括受牽連者在內,被處死、流放、罷官、禁錮者,有六七百人。正氣由此被壓制,邪惡更加囂張,“黨錮之禍”動搖了大漢王朝的國本,最終為黃巾之亂和東漢滅亡埋下了伏筆。
范滂就義時年僅33歲。不知何故,他的墓地在今確山縣東南的劉店鎮大劉莊村古莊西側。實地調查發現,墓冢早已被夷為平地,蹤跡全無。問當地人,他們指著一棵大構樹說,就在那棵樹旁邊。在附近搜尋,發現一塊裂為兩半且殘缺不全的墓碑。墓碑左邊一半只殘留上半部,鐫刻有“東漢”二字。結合右半塊殘碑字跡和歷史知識判斷,“東漢”二字下是“太尉”二字。右半塊碑最下方的字僅殘留一點兒筆畫,據其位置判斷應是“墓”字。根據字距比例推測,中間缺三字,當為“掾范滂”三字,整塊墓碑正文大字應為“東漢太尉掾范滂墓”。在大字右邊,即右半塊殘碑的右側,有兩行小字,內容較為完整,分別為“大清同治七年歲次戊辰冬月上澣榖旦”“知確山縣事□文海敬書”。姓氏不清,查民國《確山縣志》職官表“知縣”一欄,有“戴文海,安徽壽州人,同治六年任”,知此碑為時任確山知縣戴文海所立,距今已155年。碑的四周,還雕刻有花紋。
據2001年版《駐馬店地區志·文物》記載,范滂墓“墓地呈正方形,約占7500平方米,其中墳墓為400平方米,高出地面4米左右。20世紀50年代初和1958年、1975年3次被破壞,掘出上百件石猴、石馬等陪葬品和石條方門……確山縣人民政府于1983年將范滂墓列為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劃定范滂墓四周400平方米為保護區”。在墓地外圍,筆者發現一塊形似石墓門的石板。其余所謂石猴、石馬等物件,蕩然無存,也沒發現文保標志在何處。
進一步查閱民國《確山縣志》,卷三《古跡考》有“征羌故城,在縣東……為范滂故里”的記載。這等于解釋了范滂墓在該地的原因。但更早的清乾隆《確山縣志·古跡》中卻無“征羌故城”條,不知民國《確山縣志》的說法源于何處。在這兩種縣志的《人物傳·范滂傳》中還均有這樣的內容:“故老傳邑東南有范滂墓,東距城二十里許有羌城寺,即古征羌遺地也。先是春秋祭,邑宰遣人祭滂于羌城寺,后嘉靖間始建祠于學宮西,后三楹為滂母祠,前三楹曰范公祠。國朝改為二忠祠,塑范滂及顏魯公像于內,享祀已久。后蕭瑋任確,奉文修忠義祠。據邑舊志,詳孟博真鄉非確邑人,血食遂斬。”蕭瑋任確山知縣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此后由于認為范滂不是確山縣人,就停止了祭祀活動。
但無論什么情況,范滂墓都是在確山的古莊。這個在今天看來較為偏僻的地方,在漢代卻是交通便利、農業發達之所在。范滂墓向南2公里是溱頭河,向西不遠處是桐柏山余脈,向東、向北則為廣闊的黃淮平原。沿溱頭河逆流向西南20公里,今確山縣任店鎮在漢代是朗陵縣;再逆流向西北20公里,今確山縣石滾河鎮在漢代是安昌縣。從范滂墓向東10公里,今汝南縣和孝鎮在漢代是(北)宜春縣;向西北20公里,今高新區古城街道在漢代是陽安縣。從周邊縣治的密集程度可以看出,漢朝時期這一區域人口稠密,經濟繁榮。也許由于范滂在汝南郡民間具有廣泛影響力,遇難后被汝南士大夫出于敬仰與痛惜,運到此地保護性安葬的。范滂墓南邊的村莊叫范滂坡,因年代久遠,其名亦不知何來。
范滂一生雖然短暫,但堅持正義、不畏權貴、勇于犧牲的精神在歷史上閃耀著熠熠光輝,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范滂就義800多年后,一代文豪蘇軾在四川出生。《宋史·蘇軾傳》記載,蘇軾小時候跟隨母親程氏讀書,讀到東漢的《范滂傳》時,程氏不禁感慨嘆息。蘇軾問道:“我如果想和范滂一樣為名節而不顧生死,母親您答應嗎?”程氏說:“你如果能做范滂,我又怎么不能和范滂的母親一樣深明大義呢?”擁有非凡才華的蘇軾,在后來的仕途中一貶再貶,幾經挫折,甚至險些喪命,卻始終不改初心,保持著偉大人格與理想追求,這其中難道沒有黨錮烈士范滂的精神感召嗎?今天的人們,難道不應該繼續從范滂的精神中汲取人生的營養嗎?
責任編輯:楊姍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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