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沐與《五經四書疏略》

在駐馬店古代文化史上，留下著作種類最多的人物，當非上蔡人張沐莫屬。

張沐（1621年～1702年），字仲誠，號起庵，上蔡縣伏羲廟（今屬塔橋鎮）人，清初理學家、教育家。張沐出生于一個詩書之家，幼承庭訓，受到嚴格的儒學教育，再加上聰穎好學，家人對其期許甚高。但逢明末亂世，生活動蕩不安，進取之路亦頗艱難。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張沐方以拔貢生入國子監讀書。順治十四年（1657年）中舉人、十五年（1658年）連捷進士，隨后入工部觀政。康熙元年（1662年），官授直隸內黃縣（今安陽市內黃縣）知縣。任上，均田賦，重農桑，敦教化。每月朔望，集諸生講學于明倫堂，勉以圣賢之道。又創繁陽書院，講學其中，“邑中及鄰境請業者恒數百人”?？滴醵辏?663年），與夏峰北學宗師孫奇逢書信往來，結下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而后，又結識孫奇逢的弟子耿介等人，并一起成為夏峰學派的中堅?？滴跷迥辏?666年），張沐邀請孫奇逢到內黃講學，二人日夜論道不輟。孫奇逢有詩云：“內黃挺挺迥非塵，自命姚江之后身。謂我心癡癡勝我，相看莫逆更何人？”把張沐視為難得的知己。同年，張沐與孫奇逢的弟子、“理學名臣”湯斌結交，并一起協助孫奇逢編撰《理學宗傳》，后在內黃將之刊刻成書。

康熙六年（1667年），張沐坐事免官。仕途遇挫，張沐并未難過，反以著書講學為樂。此后12年間，他講學于汝寧天中書院、密縣超化寨、登封嵩陽書院及禹州等地，并曾遠赴關中講學，與志同道合的孫奇逢、毛奇齡、李颙、耿介、趙御眾、錢佳選、崔蔚林等舊雨新知交游論學。在家鄉上蔡，他創建敦臨堂，培育遠近學子。后又在此堂設置刻書坊，專門刊刻自己的著作，使之廣為流布。古時刻書不易，張沐能留下大量著作，與其設坊刻書有密切關系，他的著作大多為敦臨堂家刻本。對于張沐的學問追求，孫奇逢致信云：“強仕之年即賦歸來，專力于學問。夫學無止境，公與之俱進?！北硎緲O大贊賞。

康熙十八年（1679年），經熊賜履、魏象樞等人先后舉薦，張沐被補授四川資縣（今資中縣）知縣?？滴跏拍辏?680年）到任之初，三藩之亂尚未平定，張沐招撫流民，為前線保障供給。惡劣的環境下，“供億軍興之暇，猶進諸生，諄諄誨導不倦”，仍不忘講學布道。一年之后，戰事平息，張沐便以老病為由辭官返鄉，從此再未出仕。

張沐一生，兩度為官知縣，前后不過六載，更多的時間是在學問中度過。再次離開官場，他依舊講學授徒、交游論道、著書刻書?？滴醵辏?683年），應汝寧知府熊仲龍所請，張沐主講于天中書院，汝南學風為之大振。隨著聲望日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河南巡撫閻興邦禮聘張沐主講省會開封的大梁書院?？滴跞辏?691年），顏李學派創始人顏元慕名來訪，論辯砥礪，相處一月?？滴跞辏?694年）春，應上蔡知縣楊廷望相邀，回上蔡縣塾主掌院務。同年夏，河南巡撫顧汧重建游梁書院，“進諸大夫而咨訪之，群推上蔡張仲誠先生河洛真儒也，乃敦請而委重焉”。次年春，張沐到開封主持這所當時河南最好的書院。在長期的講學生涯中，張沐培養出眾多門生高徒，如黃本訥、楊得秀、李經世、劉玉威、王章、閻良弼、馬昌、鄧九齡、史贊明、劉承業、黃之錫等人，形成了出于王陽明而兼取程朱，并以其號命名的“起庵學派”（詳見徐世昌《清儒學案》卷三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張沐歸鄉養老。雖年至耄耋，仍研讀《易經》，還在自家開辟的白龜圃中，接受四方學者的求教，可謂治學終生、誨人不倦，被學者尊稱為“上蔡夫子”?？滴跛氖荒辏?702年），張沐卒于上蔡家中，終年八十二歲。

張沐一生勤于撰著，留下的著作遍及經、史、子、集四部，有23種之多。其中，屬于經部的有：《五經四書疏略》9種144卷（包括《周易疏略》4卷、《書經疏略》6卷、《詩經疏略》8卷、《禮記疏略》47卷、《春秋疏略》50卷、《大學疏略》1卷、《中庸疏略》1卷、《論語疏略》20卷、《孟子疏略》7卷），《孝經疏略》1卷；屬于史部的有：《河南通志》50卷，《開封府志》40卷，《上蔡縣志》15卷，《張氏家譜》1卷；屬于子部的有：《道一錄》5卷，《圖書秘典一隅解》1卷，《學道六書》6卷，《為學次第書》6卷，《溯流史學鈔》20卷，《六諭敷言通俗》6卷，《通俗女兒經》1卷；屬于集部的有：《前川樓文集》2卷，《前川樓詩集》1卷。

張沐以理學家名世，他的理學思想主要體現在經部、子部著作中。因此，這里單獨選擇其代表性著作《五經四書疏略》略加陳說。從上文可以看出，《五經四書疏略》其實不是一本書，而是9種書的合稱，是對“五經”“四書”9種儒家核心經典的闡釋。宋明理學延續漢代經學治世的學術傳統，并將“四書”地位抬升，在明清時期一起成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并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對這些經典，無須質疑，只可解說。所謂“疏”，原是相對于“注”而言，是對經典注文的注釋，后來也直接用于對經典原文的注釋。張沐的《五經四書疏略》將前人的解經之語融于自己的注釋之中，可謂二者兼有。

早在任內黃縣令時，張沐就有意重注儒學經典，后來講學各地，見聞愈廣，思考益深，日積月累，書亦漸成。如《周易疏略》自序曰：“沐不敏學之者八年于茲，庶幾尊信孔子，乃始有舒厥心，集其說成稿，然日必有改，要求符節于孔子之意不爽毫末而猶未得也。敬俟高明參商，有得則更注，非敢曰遂已也?！笨梢钥闯鰪堛宓淖⒔庖庠谧非蟆胺澯诳鬃又獠凰聊保m研習八年并“集其說成稿，日必有改”，但仍覺未達目標，如有“高明參商，有得則更注”，體現出張沐對學問的高遠追求與謙虛好學、學無止境的學術品格。這種品格與追求也同樣體現在其他各部《疏略》中。

就各部《疏略》的編寫體例而言，在各書正文中，每篇先以句或段的形式列出經典原文，用單行大字書于右，然后把自己的注釋以雙行小字低一格書于左。就各部《疏略》的內容特點而言，《詩經疏略》以《詩序》為宗，在吸收眾家之說的同時，側重于對《詩經》義理的發揮；《春秋疏略》中提出了《左傳》為孔子所作的新觀點；《書經疏略》多據蔡沈《書集傳》說而間出己見；《周易疏略》本孔子《十翼》之義，多采先儒舊注；《禮記疏略》刊刻時，因年已八十，所以有他的兒子、門生等人參與編訂，成于眾手；《四書疏略》有意補朱子未盡之義。但是，乾隆時期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對各《疏略》評價并不高，甚至屢有批評。比如針對張沐《春秋疏略》中“孔子取魯史尊之為《經》，而以不可為《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的說法，《總目》提要說：“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本科湓颍r期盛行考據學，而張沐《五經四書疏略》沿襲的是理學家以義理解經的路數，本意是想回歸經典原旨，卻不免流于主觀臆斷。

　　總體來說，張沐一生探求、傳授、弘揚儒學，著述豐贍，種類齊全，內容廣博，對清代中州理學的傳承與發展貢獻甚巨?！段墨I征存錄》贊其一生“雖無高爵重位，隱然為中州儒宗”。經學家毛奇齡稱：“（中州）理學推孫征君、張仲誠二人，大河南北從若影附?！币惨虼耍c孫奇逢、耿介、湯斌等人并稱“中州八先生”，亦與梅文鼎、李颙并稱“海內三隱”。他的代表性理學著作《五經四書疏略》，從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所寫的《周易疏略》，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成書的《禮記疏略》，前后歷經30年之久。這是清代天中先賢思想與智慧的結晶。《五經四書疏略》敦臨堂原刻本，今清華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單位仍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