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證明我媽是我媽”式困境，辦法總比困難多

據2月26日《南方都市報》報道，2月23日，吉林長春市一名網友發視頻稱，家人為了證明“我奶奶是我姑姑的媽媽”，陷入了“證明我媽是我媽”的困境。該網友說，他的叔叔在當地派出所、政務服務中心等地來回奔波了20多天，派出所工作人員表示，戶籍系統無法查到二人戶口交集軌跡，不能出具有關證明；政務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表示“歷史原因找不到檔案，確實沒有辦法”。經媒體報道后，當地公安局督辦此事，目前問題已解決。

前些年，有百姓辦事被要求“證明已去世的親人已去世”“證明爹是爹、娘是娘”，其中很多不必要的證明材料被稱為“奇葩證明”。有關方面出臺文件在各領域開展“減證便民”工作，被清理的不必要證明事項數以萬計，治理工作深受好評。如今，“證明困境”又出現，難免讓人產生“奇葩證明”有所抬頭的感覺。

事實上，以往“逢事必證明”，往往是有關方面為了規避風險或轉嫁責任，或者因信息數據相對封閉獨立、某些規定政策不合理所致。在集中清理后，剩下的一些看似“奇葩”的證明要求，有一定的存在必要性。比如，涉及遺產繼承、動用親屬銀行賬戶及金融產品、親屬間享受某些福利政策等，提供必要的親屬證明可以更好地保障當事人的財產安全，確保政策不被人鉆空子。

然而，現實中，百姓辦理必要的證明材料遭遇麻煩和困境，主要在于：一者，資料依據不足。各部門信息壁壘、數據割裂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有的資料因年限久遠而滅失。二者，政策依據不足。不同地方和部門的政策并不統一，導致諸如甲地要乙地出證明而乙地早已取消了相關證明事項等現象，讓辦事百姓兩頭為難。此外，個別地方存在“放管服”改革未能深入、細化的問題，導致索要“奇葩證明”的現象仍未根絕。而有些部門工作方式僵化、服務意識不足，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不論什么原因，遇到類似“證明困境”，相關部門不能用“歷史原因”“客觀原因”打發群眾、讓辦事者陷入證明的“死循環”，不能總是“不曝光不解決”或“特事特辦”，而理應多探索一些可行的辦法。比如，采納間接證明，或是其他親屬、社會關系、街坊鄰居或居委會的“旁證”，或是辦事群眾其他檔案資料信息、電子轉賬及聊天記錄等“佐證”。說到底，相關部門的服務意識和工作方式方法需要針對特定情形和問題，做出相應調整。

這也是“放管服”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政策也好、改革也罷，越到基層越容易遇到復雜的具體問題，而現實顯然沒有“一招鮮”的解決辦法。一切從實際出發，盡最大努力幫助百姓排憂解難，這樣的服務意識應當成為職能部門的共識與追求。

比如，最近火上熱搜的“母親去世31年，民警幫他‘修復’思念”的暖新聞，帶給我們很多啟發。浙江建德一名派出所民警在幫助辦事群眾辦理其母親的死亡證明時，發現系統無法查詢到幾十年前的資料，幾經周折調取戶籍庫紙質檔案才找到相關資料。民警同時翻拍了檔案上的模糊照片并找人連夜修復，給這位辦事群眾找回母親“唯一的照片”——這或許不是民警的分內事，但它足以寬慰一個兒子對母親幾十年的思親之苦。此事令無數人動容。

在諸多民生領域，如跨區域的醫保結算、公積金使用、社保銜接，以及親屬投靠落戶等，難免存在一些棘手問題，或許也沒有現成的標準答案，但只要本著為百姓服務的宗旨，勇于探索、敢于創新，辦法總比困難多。

從減少、取消部分證明事項，到以“告知承諾”代替各項證明等創新模式，再到“數字多跑路，群眾少跑腿”以及“馬上辦、網上辦、一次辦”……企業和群眾反映強烈的辦事難、辦事繁等問題正在得到有效緩解，這無疑都體現著服務的本質和溫度——真正解決百姓急難愁盼，一份證明、一張照片，事兒或許不大，但一枝一葉總關情。

在更好地為百姓服務的問題上，我們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