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與丞相李斯

劉清珍

研究地方歷史名人首先想到的是李斯。理由有三：一是在李斯之前，盤古、女媧、嫘祖等雖是駐馬店傳說人物，但許多史實類文獻記載較少；二是李斯功績多是開創性的，在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可以稱得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三是李斯是《史記》重點立傳人物，其言行大都有史料可查。李斯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書法家，歷來研究者對其褒貶不一，有人稱其千古一相，有人認為他害韓非、毀典籍、投趙高，是個十足小人。《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中有一句“百代多行秦政治”，“秦政治”指的是秦始皇時代開創的大一統、中央集權、以法治國、郡縣制，文字、車軌、貨幣、度量衡統一等國策、制度，是天下大同的基礎和前提。丞相李斯是這些國策、制度的參與者和制定者，他的政治成就可以說居于封建社會歷代丞相之首。

首先，輔佐秦王統一天下。李斯輔秦時秦為七國最強，有統一天下的條件，但朝廷不思進取，嬴政雖躊躇滿志，但常有掣肘，唯李斯高瞻遠矚，諫言統一六國正當時，豈能錯失良機，這番宏論嬴政聞所未聞，頓時豁然開朗，立下“吞并六國、統一天下”之決策。李斯又獻三策：一是重金收買六國權貴（“厚遺結之”），離間其君臣、臣臣關系；二是不歸附者暗中刺殺（“利劍刺之”）；三是良將帶兵伐之。尚景熙《李斯評傳》認為，在秦統一進程中，李斯是樞紐人物、戰局的操縱者，是秦間諜機構與對敵顛覆活動的掌握者與運作者，是軍事斗爭的主要經管人與策劃人，起著主導作用。“李斯佐秦王定天下”，結束春秋戰國幾百年戰亂，實現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偉大目標。

其次，依法治國，儒法兼備。《舊唐書·朱敬則傳》指出：“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強公室，棄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強，乃屠諸侯。”這里“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就是依法治國，其他則是依法治國的具體內容。李斯是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斯則是法家最成功的實踐者。他的老師荀子，其學派即儒家八派中的孫氏之儒，又在稷下學宮“最為老師”、三任祭酒，有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其弟子的李斯，依法治國兼及儒家“仁政”應是很自然的事。他廢除“首功”制，即以斬殺人頭數為據獎勵官兵，主張緩刑、薄賦、輕徭等，并制定具體政策與措施。所以，李斯是“儒法兼備的歷史人物（尚景熙《李斯評傳》）”。

儒法兼備治理國家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漢武帝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歷朝歷代都制定有自己的法律文本，唐有大唐律、明有大明律等，但也都強調德政，彰顯外儒內法。今天講的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也是這種治國方略的延續，盡管所含內容有著本質的不同。

最后，“千古創論”郡縣制。怎樣適應“秦政治”這種舉國體制，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問題，秦統一天下后有過激烈爭論。丞相王綰認為，應“法先王”，恢復分封制，并獲共識。唯李斯獨拂眾意，力主廢封建，行郡縣。郡縣主官由皇帝任免，對皇帝負責，以有效抑制權力膨脹與割據勢力形成，防止國家動亂與分裂。他的意見被采納，李贄說郡縣制是“千古創論”。柳宗元認為可“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

郡縣制是歷史教訓的結果。西周實行分封制，中央政府強大時可制各路諸侯，國家大治天下安，為孔子向往的社會。后中央力衰勢微，權威漸弱，方國或武力威脅中央，或挾天子令諸侯，造成長時間戰亂，人民陷入苦難，國運走到盡頭。其后歷史亦證明，郡縣治，天下安；郡縣廢，天下亂。漢初既行郡縣又封王置國。景帝時就發生了以吳王濞為首的七國叛亂，幾致政權更迭。漢武帝強行“推恩令”，軟硬兼施，結束了諸侯割據，才得以開疆拓土、天下太平，而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局面都是因中央無力無威、幾廢郡縣的結果。蘇軾認為郡縣制符合時代潮流，“理故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即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

總之，統一國家、儒法兼治、郡縣制度等共同合成的“秦政治”大都是在歷史節點上由李斯提出、主持制定、負責貫徹落實，極具開創意義，并“百代多行”，影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