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古論今 求天下公理

辯古論今 求天下公理

——桓寬與《鹽鐵論》

王會斌

一代雄主漢武帝逝世7年后，為平息地方諸侯、富商大賈及農業、中小工商業者等人的不滿，年僅14歲的漢昭帝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的輔佐下，以“問民生疾苦”為由，命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召開關于漢武帝以來政治得失及其未來政策方向的大辯論，史稱“鹽鐵之議”或“鹽鐵會議”。漢宣帝時，汝南郡人桓寬依據當時留存的會議記錄以及與會同鄉朱子伯的回憶，推衍增益，寫成《鹽鐵論》一書。此書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記述統治者討論鹽鐵制度等事關國計民生問題的實景著作，也是反映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理論初步提出到儒家學說獨尊地位真正確立之間，統治者為政思想發展變革過程的重要稿本。

身世與創作時間之謎

與《鹽鐵論》歷史地位不相符的是，史籍對其作者桓寬的記錄極為簡略。最早記錄桓寬的是《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即“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官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后代典籍如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明李本固《汝南志·人物志》、清王增《重修汝寧府志·人物志》等，基本都是照抄《漢書》，并無新鮮材料。

由此對于桓寬，我們僅知道他是西漢時期汝南郡人（今河南上蔡人），在漢宣帝時期因為擅長《春秋》三傳之一的《公羊傳》而被舉為郎，后官至廬江（今安徽廬江以西）太守丞，太守丞又稱郡丞。據唐杜佑《通典·職官·長史》記載“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可知，處于國家邊陲的郡，其郡丞掌管兵馬事務。而廬江并非邊陲之地，所以其郡丞一般只是郡守的佐官。他不僅學識淵博、博通諸門，而且善于寫文章，曾創作《鹽鐵論》一書。

但桓寬何時創作的《鹽鐵論》呢？史書無載，因此學者爭論頗多，如吳慧《桑弘羊研究》認為該書寫成于“鹽鐵會議”召開之后30年，即公元前50年左右；黑琨《鹽鐵論成書時間考》認為成書時間在公元前66年至公元前49年之間；王永《鹽鐵論成書時間再考》認為成書時間在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51年左右等。所依據大都是《鹽鐵論》與《史記》之間的文獻關系，立論基礎并不牢固，因此，在沒有新史料發現的情況下，不如仍依《漢書》記載，將其成書時間定在漢宣帝在位時期，即公元前74年至公元前49年。

版本、內容及書名問題

《鹽鐵論》共60篇，最初可能并不分卷，因為在最早記述該書的漢代典籍劉歆《七略》與班固《漢書·藝文志》中均未著錄。隋唐時，其書開始分為十卷，稍晚，其流傳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即手抄本被刊行本逐漸取代。刊行本的出現加速了《鹽鐵論》在社會中的流播，但其分卷也更為復雜，如有分十卷的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涂禎刻本，有分十二卷的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張氏猗蘭堂刻本（又稱張之象注本），有分四卷的明沈延銓天啟四年（1624年）刻本，有分二卷的清光緒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等。當今社會上最為通行的版本為中華書局版的王利器《鹽鐵論校注》（1983年為增訂本，1992年為定本）。該書廣泛吸收古今諸書并加以注釋，是《鹽鐵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鹽鐵論》以對話形式展現各篇內容首尾相連、結構嚴謹、框架完整，分三大部分，即《本議》到《取下》為正式論難部分，《擊之》到《大論》為重點詰難部分，《雜論》為論辯總結部分。內容焦點在于政治路線的抉擇問題，即是施行以“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后教化可興”（《文獻通考》）的“王道”，還是選擇堅持走“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文獻通考》）的“霸道”。

至于該書為何以“鹽鐵”為名，除了是因為文學、賢良在辯論一開始就將鹽鐵官營制度存廢作為議論主題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反映了桓寬的政治傾向。因為從內容多寡上看，“鹽鐵之議”雖以“鹽鐵”開場，但眾人討論這些與經濟相關的內容并不多。該書末尾《雜論》篇，桓寬對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等“純儒”（祖述先王、言稱六經、不雜他學、贊同“王道”的儒生）推崇有加，而對桑弘羊、車千秋等“雜儒”（主張時法、諸學并用、博采眾長、秉承“霸道”的儒生）則多有貶低。清人永瑢、紀昀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就曾下論斷稱，桓寬以“鹽鐵”為書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

極高的文史價值

《鹽鐵論》內容豐富，具有多學科分析研究的重要學術價值。

它是研究論辯文學的范本。該書以記錄“鹽鐵會議”諸人對話為主，雖缺乏場景描寫，但語言生動優美，表現力強，郭沫若將其稱為“一部最古的現實主義作品”。其論辯語言比喻巧妙、邏輯縝密、思慮周詳，既表達委婉，又針鋒相對，尤以文學、賢良之語為優。如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圣之憂也……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論儒》）不僅思考周密、語言工整，而且前后相引、以類相比，既有理論觀點，又有現實例證，由空而入實，同時既有預設前提，又有當下推論，由古及今。故使得御史難以應答，一時竟“默然不對”。

它是探析古代語言的寶庫。西漢處于中國古代漢語發展史上古期（五胡亂華以前）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產生于這一時期的《鹽鐵論》保留了大量特征鮮明的古代漢語詞匯、句法資源。該書記錄的黜惡、賑貸、蒙恩、斥境、紹緒、罷極、洞房、釋事、相乘等詞匯，或可增加我們忽視的一些古代漢語詞匯，或可補足我們對一些古代漢語詞匯意義的認知。即使除去引用古書的120個語句，全書尚有2423個語句，不僅能夠幫助我們較為系統地認知西漢時期人們的語句表達習慣，也能進一步幫助我們全面認識西漢在幾千年漢語語法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它是了解西漢歷史的窗口。《鹽鐵論》不僅生動再現了“鹽鐵會議”激烈論爭的歷史場景，更通過與會諸人之口展現了西漢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施政思想等方面的發展態勢。以多作為諸人論爭例證出現的社會生活史材料為例，如通過丞相之口敘述了古人與西漢豪富階層在服飾器物玩俗之間的差異，即“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玩好無用之器。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斗虎，唐銻追人，奇蟲老妲”（《散不足》）。

桓寬已逝，其著尚存。作為天中大地上結出的精神碩果，該書是桓寬關切黎民百姓的產物，而有否這份胸懷蒼生的精神也成為后人對歷代知識分子有否良知的判斷依據。因為即使霸業卓著，如不心念百姓存亡安危，也終究難逃“宮闕萬間都做了土”（《山坡羊·潼關懷古》）的悲劇命運。

桓寬《鹽鐵論》書頁。（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