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少年《淺談詩書畫》引關注 中央文史館館員趙德潤為其點贊

淺談詩書畫

文｜崔嘉祺

崔嘉祺，2005年生，現就讀于鄭州外國語學校高二年級。

孫過庭《書譜》里說書法“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宋代蘇軾《東坡題跋·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也評價道：“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書、畫是藝術創作中的不同表現形式，看似殊途，但卻關系緊密。

“詩與書”中，“詩”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既包含詩詞歌賦，亦包含一切可書可寫的文字。我認為“詩與書”的關系可視作相輔相成的。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創作的《祭侄文稿》追敘了常山太守顏杲卿父子一門在安祿山叛亂時，挺身而出，堅決抵抗，以致“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取義成仁之事。通篇用筆不拘泥于細節，氣勢磅礴，一瀉千里。況且此稿是在作者極度悲憤的心情之下所作，故字是其波動情緒的外在表現。

由此，“詩”可以通過“書”表現出來，“書”也能流露出“詩”的深層內涵。與其相似的例子也可參考王羲之的《喪亂帖》與《快雪時晴帖》，前者的背景是悲傷的，王羲之先墓被一毀再毀，而自己卻不能奔馳前往整修祖墓，遂寫作信札，表示自己的無奈和悲憤之情。用書法的表達便為行草書與草書相結合，使人一睹便有悲痛之感。后者則不必多言，“晴”一字便展現出愉悅的心境，故使用行書較多。整體雖二十余字，排版整齊，觀賞性極高。在書法創作中，“詩”與“書”的聯系更加密切，例如在書寫毛主席詩《沁園春·雪》時，結尾“還看今朝”四個字可用“濃墨”與“草書”與相結合的筆法，字體亦可以放大，使四個字盡顯生機活力，也蘊含教員詩中對革命新青年的殷切期待。

崔嘉祺書法作品

“書”與“畫”的關系，是古今文人雅士所暢談的話題。古人視書、畫同源，善畫者即善書。啟功先生的“畫名”絲毫不遜于“書名”，因為“書”與“畫”在許多方面是相通的。例如筆法上的點畫勾勒，整體上的留白設計，細節處的將殊處理。就拿“山石皴法”來說，皴法是表現各種石質紋絡的主要手段；是中國畫特有的繪畫技巧和符號化的形式語言；它既具象，又抽象；它可以表現具象的山川地貌，畫家也可以通過它表現自己特有的審美取向和精神氣質。詳見蘇軾的《木石圖》。整卷只有枯木與竹石兩物象，所以畫意的表達，就得從用筆入手。畫中石頭有些披麻皴的特征，用筆比較空靈，比較注重寫意，講究虛實對比。在書法中也有類似的用法，例如用極濃且干燥的墨來作枯筆，亦與前文產生一濃一談的視覺之感，這在許多草書中有所涉及。

“詩”與“畫”的關系屬三者中最常見的。在語文課本中，幾乎每一篇古文總要配上幾幅圖來點飾，因為詩和畫中都是富有情感的，往往詩與畫的佳作都是在豐富的情感背景下得來的。例如齊白石山水畫，往往是即興所得，有的山水畫的題詩因未把握好墨的濃度而導致暈染不清，但這正能體現作畫時的投入，情感的滲透。興起時往往是顧不得細節的。又如張大千晚年的潑墨云山，張大千利用彩墨自身溶于非溶于水的關系和效果，施行渲染、重疊、潑灑、沉漬、流動，營造出了千姿百態的煙云效果、山勢氣韻，使得那如真似幻的抽象造型與客觀上大自然的山嵐云霧、云水飛動的具體形象有機地、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恢宏大氣，雅俗共賞。

詩書畫三者的關系錯綜復雜，極具趣味，非尺紙寸筆所能言說，還需從具體作品中求索。（作者現就讀于鄭州外國語學校高二年級）

中央文史館館員趙德潤點評：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光明日報原副總編輯趙德潤

鄭州外國語學校高二學生崔嘉祺，一個16歲的少年，品學兼優且對詩書畫有相當的研究，看了他《淺談詩書畫》的文章和幾幅書法，感到已超出他這個年齡段對藝術的認知和理解。國家文化和旅游部主管的文化藝術類學術期刊《中國民族博覽》雜志辟“藝苑新人”專欄予以介紹，可喜可賀。

多年前，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刊《中華書畫家》創刊時，國務院領導同志希望雜志社要善于發現人才，當好“伯樂”。既要弘揚經典,又要推出新人。凡是好的、創新的、有才氣的書畫家，不管年齡，不排輩分，不論門派，可能在某些方面還不是很成熟，也要給予熱情的支持和宣傳，為他創造一些探索的條件，使他有可能成為大家。

北宋名畫《千里江山圖》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作者王希孟即是一個18歲的少年。自古英雄出少年。每讀梁啟超先生《少年中國說》，總感到激情澎湃；生機勃勃的少年，置身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雖然還要取長補短多多努力，其前途已未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