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墻”前的祈禱

新華社記者 蔣 芳 邱冰清

國家公祭日前，“哭墻”前的家祭又成為一座城市的“淚點”。

“您離開我們已經84年了，真的特別想念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石秀英說。

家祭儀式上，幸存者石秀英、王義隆、謝桂英、馬庭寶等在家人的攙扶下一一獻花，布滿皺紋的手顫顫巍巍地摩挲著“哭墻”上親人的名字，傾訴生死相隔84年的痛楚。

“哭墻”，位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角。1995年剛設立時，長43米，高3.5米，刻有3000個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姓名。26年來，“哭墻”經歷數次增刻，姓名增至10665個，長度也增加了約一倍。

這面墻是30萬遇難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個名字是他們共同的碑文。

幸存者夏淑琴不識字，但也多次用毛筆蘸著黑色墨汁為7位家人的姓名“描紅”。1937年12月 13日，她全家祖孫9口人中7人慘遭日軍殺害，時年8歲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過去幸免于難。老人一邊描一邊說：“家里人的名字，一筆一劃我都記得。”

“我父親那時只有9歲，根本無力給親人收殮。”幸存者常志強的女兒常小梅告訴記者，因為想念的名字都刻在墻上，父親把紀念館當作另一個家，難受了就來看看。

兵荒馬亂之時，人命如螻蟻，總有親人寄希望于你生還，總有同胞不希望你就此被遺忘。近年來，“哭墻”一再延長，但速度卻越來越慢，2020年、2021年已經連續兩年“停更”。

紀念館館長張建軍介紹，一開始每次增刻的姓名數以千計，比如2010年延長了26.5米，新增姓名1655個。但到了2016年，增刻110個；2017年，20個；2018年，26個；2019年，1個。2019年11月29日上午，新確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周萬榮的名字被刻上“哭墻”，成為墻上第10665個名字，也成了墻上目前“最新”的名字。

死于那場慘案的人數多達30萬，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的最終宣判。30萬個同胞的姓名，為何無法都在“哭墻”上出現？

《遇難同胞名錄》的主要編纂者、南京大學教授姜良芹深知過程艱辛。14931張卡片，這是姜良芹及其團隊用8年時間，到南京市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并赴中國臺灣的相關機構搜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資料制作而成。每張卡片標明姓名、年齡、住所、職業、籍貫，對遇難情形如被害時間、地點、方式及資料來源等也有簡要記錄。

“當時，不論是戰后針對日軍暴行的敵人罪行調查表，還是抗戰損失調查表，都有一定局限性。”姜良芹說，尤其是日軍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有很多家庭滿門被殺害，這樣的家庭幾乎不可能留下事后的檔案、口述內容。

為了讓每一個同胞“找到”姓名，很多人仍在努力。

1983年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問題的學者孫宅巍，將畢生精力放在了“人數”這一關鍵問題上。“目前整理名單的來源主要是戰后的市民調查記錄，但放下武器的士兵在南京沒有任何親屬，無人替他們申報。我已經在一些遇難將士名錄中找到一些姓名，期待能進一步研究確認。”

姜良芹也仍未放棄，“因為抗戰后進入內戰，遇難者相關資料很多下落不明。如果兩岸史學家能共同研究，更多受害同胞的姓名就有可能‘重見天日’。”

張建軍說，收集遇難者的名字，為遇難者降下半旗，為每一位幸存者錄下影像故事，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微觀歷史的研究工作中。這不僅有助于喚醒和構筑民族的共同記憶，也反映了國家對個體生命的珍視。

歷史不容忘記，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調查的不斷深入，期待“哭墻”再延伸，直到每位遇難同胞都有名字。

（新華社南京12月13日電）

圖片均為12月13日拍攝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現場。

當日是第八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

新華社記 者 季春鵬李 博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