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小人物 ——《四十七個深圳》后記

　　□張運濤

　　這部長篇非虛構作品往前可以追溯到2011年。天正熱，一位年屆七十的文友邀我去深圳。我去深圳做什么呢，不買不賣，又不打工。最重要的是，我不擅交際，不擅與陌生人相處。文友說去看看深圳，中國最年輕的現代化城市。人家態度誠懇，火車票都買好了，還說那邊已經定好接站的人。我被“逼上梁山”，因此結識了文友，見到了幾個20多年未曾謀面的高中同學。

　　那是一個有魔力的城市，人們奔來奔去，只為成為神話。我的那些同學，有開廠的，有做貿易的，還有開診所的，共同點是，都買了房，孩子在深圳的公立學校讀書，算是扎下了根。他們的業余生活就是消費，就是娛樂，我跟著他們，每天也過著燈紅酒綠的生活，做夢似的。視線以內沒有為活下去而掙扎的人，直到見到我弟弟。

　　那是離開深圳的前一天，我得抽空見一下在工廠當保安的弟弟，他和弟媳一直在深圳打工，租住的房子逼仄潮濕，電扇呼呼地響。我一下子墜入另一個世界。吃飯是我找的地方，粥鋪——想著便宜。沒想到，深圳沒有那種白米粥，只有海鮮粥，貴得不得了。我替弟弟心痛，他應該從來沒有這么奢侈過吧。

　　回來的火車上我就在想，弟弟和我那些高中同學初來深圳時都一樣，都是外來者，但為什么弟弟在工廠勤勤懇懇，日子還過得緊巴巴的，而他們卻如魚得水？

　　后來，我又去過幾次深圳，認識的務工者越來越多，老鄉、同學、學生……那個問題一直糾纏著我。我想寫一本書，寫深圳的務工者。最初只是想寫那些老板們，他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為他們不只關心一時的成敗，更渴望成為社會的參與者，渴望看到自己和社會產生關系，渴望看到飽滿的自己。但又覺得不夠全面，務工者那么多，平凡者更多，我應該有更多的樣本，來映射這個大時代。我意圖遠大，期望它可做史料，也可為后來者借鑒。

　　這個創作思路通過了中國作協2018年度定點深入生活項目辦公室的審核，同時也得到了河南省及駐馬店市宣傳部門的支持。2016年至2018年，我先后6次去深圳、東莞，有計劃、有目的地采訪了一百多人。他們中既有“60后”，也有“90后”；既有在深圳落地生根的，也有像我弟弟那樣在工廠做到退休回老家的。

　　動筆的時候，才發現掌握的素材不夠。每次采訪，基本上都是聽被訪問對象隨意講述，缺少針對性。好在電話方便，微信預約好時間之后，又進行了一番補充采訪。

　　寫到中途，發現已成文的11篇很單調，更像簡介，不好讀、不耐讀，缺少文學性，只能全部作廢。正好又有朋友邀我自駕去深圳，我干脆合上電腦，往行李箱里塞了《聊齋志異》和《史記》，出發了。

　　我們選擇大慶到廣州的高速，一是車少，二是順便可以去幾個紅色景點轉轉。在井岡山，我們看了《井岡山》實景演出。現場的槍炮聲倒是震耳欲聾，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演出沒有處理好真實與文藝的關系。由此，我想到正在創作的作品，讀者要的肯定不只是干巴巴的人物經歷，我得找到切入點，找到表現他們的文學手法。

　　有次趕飯局的路上經過深圳西站，陪我的學生說，這是深圳最老的也是條件最差的一個火車站，停靠的都是綠皮火車。2002年，他來的時候就聽說這個站要拆掉。為什么還沒拆？學生答，可能是為農民工著想吧，畢竟還有那么多低收入者。那一刻，我突然領悟到該怎么寫弟弟了。

　　我決定放棄被訪者的業績，將筆墨轉向被采訪者生活或性格的一個方面，以小說和史料相結合的手法，來映照他們的得與失。我重新整理了采訪筆記和錄音，生出一些想象，尤其是他們的生活細節。我相信，這是趨于文學的真實，它能撫平褶皺，更能探知人性幽暗的欲望，從而讓我們活得更沉著、更勇敢。

　　相比深圳在歷史相度及經濟容量上的闊大，這四十七個人物無論是老板還是工廠打工者，都極其渺小。我不自量力地希望，讀者能從我的文字中看到這些渺小人物身上闊大的一面——那應該是深圳乃至整個中國的闊大。希望，文學能在細微處找到表達當下的切口。

　　注：《四十七個深圳》為2018年中國作協定點深入生活扶持項目，2021年6月由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作者簡介：張運濤，河南正陽人。中國作協會員，河南省文學院簽約作家。著有小說集《溫暖的棉花》《我們生活的年代》《斑馬，斑馬》，散文集《一個人的縣城》等。曾獲梁斌小說獎、《廣西文學》2011年度散文獎、林語堂散文獎等。作品入選“中原八金剛”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