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票房外，這些國產電影也在為產業糾偏

沒有“大片”加持的這個五一檔，打破了檔期票房、人次、場次三項影史最高紀錄。而這并不是一個偶發事件。從去年賀歲檔的《送你一朵小紅花》，到今年春節檔的《你好，李煥英》以及清明檔的《我的姐姐》，最近半年來，不走技術與視效大片路線的國產電影，屢屢創下票房紀錄。這一方面重振了人們對中國電影市場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引發業界學界對于“什么樣的電影才能讓今天的觀眾走進電影院”的熱議。

這一思考的背景，是去年全國電影院因疫情關閉了半年多，而觀眾逐漸習慣了視頻網站上看電影時，電影人有一個比較一致的共識：要拍出更有電影感、更具影院性、更加適合在電影院大銀幕上觀看的電影來把觀眾拉回電影院。

然而從近半年來獲得票房佳績的電影來看，觀眾似乎并不在乎電影的所謂“大銀幕屬性”。這是不是意味著技術與視效對于電影已經不再重要？是不是意味著電影人未來不再需要考慮大銀幕的媒介特征？答案似乎也不是簡單的“是”或者“否”。也正因為如此，這一話題才更加有了討論的價值。

　　對影院性的重新認識：影院性的真正核心是強度，而不簡單等同于技術與視效

技術與視效，一直被視為電影大銀幕屬性的代表元素，那些在評獎中拿下最佳技術或視效類獎項的電影，往往會被列入“最適合大銀幕觀看”的片單，也就是所謂的“大片”；“大片救市”也向來被圈內人視為理所當然。正因如此，接二連三的票房黑馬，尤其是《你好，李煥英》的超高票房讓很多從業人員懵圈：中國電影市場不需要大片了嗎？在清華大學教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看來，國產電影近期的票房表現從某種程度上具有糾偏意義：“不是說電影市場不需要大片，但將影院性等同于特效也是片面的。影院性的真正核心是強度，以及由此產生的商業吸引力。而這個強度實際上是由故事、人物、節奏、情感和視覺等多方面共同構成。”

以這樣的視角來觀察，尹鴻認為，近期幾部從家庭親情角度切入的國產影片之所以能夠成為票房黑馬，不僅因為它們所聚焦的人性親情一直是電影的重要主題，更因為創作者學會了如何為這樣一類主題賦予銀幕呈現上的強度，無論是演員的選擇還是敘事的節奏，都充分考慮到了電影的商業屬性，從而更加有效地激發觀眾的情感投入。這就使得幾部影片既明顯有別于此前同類題材常見的藝術片樣式，也彌補了很多視效大片在講述故事、塑造角色和引發共情上的不足，在更大范圍內獲得了觀眾認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教授桂琳也在幾部高票房影片中捕捉到了非常清晰的商業類型片思維，即召喚觀眾對影片的情感投入。

　　對電影院的重新認識：情感效果而非視聽效果，成為今天影院票房的決定因素

重新定義“影院性”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今天的電影院變了。

在上海師范大學副教授趙宜看來，我們正面臨一個新影院的時代。這個“新影院”盡管在技術和空間的維度上都繼承了新世紀以來數字多廳影院的結構，但是在文化功能與消費方式上，卻與流媒體、社交媒體等新媒介產生密切的聯動。這種聯動，一方面表現在電影內容流動于包括影院在內的各個媒介平臺，另一方面則表現在電影的營銷與傳播也同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介緊密聯系在一起，其社交屬性正日益凸顯。

基于這樣的變化，我們不能簡單認為影院的不可替代性仍然表現為建立在數字影院系統之上的視聽優勢，不能簡單將電影的影院性等同于特效。當然，需要強調的是，并不是說技術和視聽效果不再重要，國內外不少知名導演，其創作意圖要得到最準確的呈現，仍然須借助大銀幕和相應的技術規格。但同時業界更要認識到，今天討論“如何拍出讓觀眾愿意進電影院觀看的電影”等問題時，必須要有超越數字多廳影院的理解角度，克服基于這一認識的諸如“適合大銀幕的電影”的創作、生產與傳播思維。正如趙宜所說：“只有對影院有新的認識，才能夠解釋近期這一批國產電影的票房吸引力，也才能夠理解為什么情感效果而非視聽效果，成為了今天影院票房的決定性因素。”

而在傳播學博士后、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青年學者劉起看來，在未來一段時間，“電影院生存”本身并非一個問題，但“觀眾愿意進電影院看什么樣的電影”確實值得討論。今年五一檔讓人們看到，當視頻平臺能夠很大程度上滿足年輕人的各種觀看需求時，商業電影具備的最大吸引力，是在一定時間段里帶給觀眾最強烈的情感刺激。從這個角度來說，懸疑、諜戰、罪案、喜劇和情節劇，將成為未來最有競爭力的電影類型。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程波這樣評價《懸崖之上》：張藝謀使“燒腦”讓位于“共情”與“走心”，最終是人物的智慧、意志和情感打動了觀眾。

藝術發源于情感，也將作用于情感。具體到電影，技術的目的不是單單要制造一套視覺奇觀，而是凸顯出電影作為藝術所具備的召喚情感的力量。或許這就是我們能從最近半年的中國電影市場獲得的最大啟示。記者 邵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