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刻板”生涯

文/趙文卿

上點年紀的教師，大都有過刻鋼板油印試卷的經歷。

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我經歷過近20年的“刻板”生涯。每每回憶起那段日子，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詞就是——刻骨銘心。

一塊鋼板、一支鐵筆，鋪開一張蠟紙。鋼板長30厘米、寬10厘米，講究點的嵌在一個精致木框內；不講究的，干脆“裸”用。鐵筆如同圓珠筆，一個鋼針嵌進塑料筆桿里。蠟紙是上了蠟的柔韌的紙，看上去像油紙，似透明似不透明。蠟紙鋪開，握緊筆桿，用力去刻。如果生手不得要領，像握一般鋼筆一樣“輕描淡寫”，往往會把蠟紙戳破或筆畫“旁逸斜出”，那整張蠟紙就廢了。所以，那時剛參加工作的老師，學會刻鋼板是必修的“功課”。不然，你印試卷、印資料不能總求別人吧？

在我們學校，我的“刻功”不能說是最好的，但起碼刻出的東西拿得出手、不丟人。這是我久經刻練的結果。我初學刻鋼板，如大多初學者一樣，刻一張基本廢一張。一筒蠟紙不久就用完了。再去討要，總遭總務主任奚落：你是刻蠟紙還是吃蠟紙？其實，刻鋼板并無什么高深技巧，“唯手熟耳”。只要有一定的寫字功底，練得多了自然熟能生巧。

每當考試臨近的時候，也就是刻印試卷最頻繁的時候。搜集到一套好的試卷，或自己出的一套試題，就想著趕緊刻印出來發給學生，讓學生練習。那就連夜刻吧。孤燈下，桌子上，鐵筆與鋼板“親密交談”，發出“嗞嗞啦啦”的聲響。雖不美妙，但令人亢奮。刻了一張又一張，累了，抽根煙，或站起來甩甩胳膊腿。尤其冬夜，天寒地凍，手指不可屈伸，刻得久了，不知不覺右手就“刻”出凍瘡。紅腫紅腫，如透明的胡蘿卜，腫塊下去，又奇癢無比。但功夫沒有白下，每當把印好的試卷發到學生手里的時候，心里充滿了成就感。

刻一般的試卷、資料比較隨便，可以刻隨筆字，沒那么多講究，只要學生能看得清就行。但刻相對正規的校報，就得一筆一畫，不能那么隨便了。

我和學校另外一個老師曾主持創辦了一份油印校報——《冬青報》。既然名曰報紙，就得像模像樣。首先字體得工整，盡量接近印刷體。橫平豎直，來不得半點馬虎，盡量體現“方塊字”特征。這更需要功夫。刻畢一張蠟紙，往往手肚子拿捏得生疼。甚至刻多了、久了，鐵筆桿將中指上關節處磨出繭子來。再者就是插圖、布局版面。插圖是比葫蘆畫瓢，找來報刊，照著上面的插圖模仿著刻上去。布局也很重要，哪篇文章放一版，哪些文章放末版，要疏密有致，還要兼顧美觀。所以，刻一份報紙不僅僅是刻，還要會畫、會編輯排版。我和另外一個老師輪流編輯、刻印。這樣也就有了對比。我們都不甘落后，暗自比比誰編輯、刻印的一期校報字更工整、版面更美觀，更受師生歡迎。在辦報、刻印過程中，我們不知不覺提高了能力，養成了良好的文字素養，成長為學校的語文教學骨干。

其實，刻鋼板只是完成了上半部分工作，接下來就是油印了，也是相當辛苦、費事的。記得那時學校有一部手推油印機，忙時，還得排隊去印。油印既是個力氣活，也是個技術活。一張刻好的蠟紙張到網子上，調好油墨，油墨稠了，要倒上一些煤油稀釋稀釋。稀釋好了，拿滾筒在網子上慢慢推勻，先試印一二張，然后正式開印。印時，如果是一個人就要一邊推滾子，一邊掀紙張，慢且費勁；如果兩個人，一人推一人掀就快很多，省勁很多。蠟紙張到網子上是有講究的，熟手張得既平又緊，印出來清晰不說，印的份數還多；生手就不同了，張上的蠟紙歪歪斜斜、皺皺巴巴，印出的字跡模糊看不清，往往印幾十份就報廢了。油印也是個臟活。熟手還好些，生手一張蠟紙印下來，往往手上弄一手墨，臉上弄個“大花臉”。因為印時，不是蠟紙錯位了，就是滾筒掉了。錯位了，掉了，就得用手去收拾，一不小心油墨就會粘到手上、臉上。

后來有了手搖油印機，雖然印得快點，但仍擺脫不了油墨的“黏”。

到了20世紀末，鋼板蠟紙逐漸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打字蠟紙。那種打字蠟紙呈藍色，下面襯一張棉紙，原本是用鉛字來打印的特殊蠟紙。因手工鉛字打印機挑字、嵌字，排版慢，費事，我們干脆就拿來用鐵筆或圓珠筆直接寫在上面。這種蠟紙不需要鋼板，一塊玻璃或較平整的桌面上即可書寫，使用起來方便很多。

不久，這種打字蠟紙也被淘汰了，有了電腦，有了打印機。打印機開始時是針式的，后來有了噴墨的、激光的。所需試卷、資料，往電腦里一輸，或下載或掃描下來，很快就可以印刷。印刷也方便多了，先是單個印刷機，后來是制版、印刷一體機。幾百份上千份試卷、資料，交給文印員，不大工夫，唰唰就“吐”了出來。而且清晰、整潔，手上、臉上不粘一點兒墨跡。

時代在發展，科技在進步。先進的印刷技術結束了我近20年的“刻板”生涯。可惜的是我練就的一手“刻板”技術再無用武之地，慶幸的是我的手再不會因“刻板”而凍傷、臉再不因油印而被“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