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得新事件揭露A股制度風險 專家建議加大依法處罰力度

人民網北京7月18日電 （王仁宏）近日，康得新因“涉嫌在2015年至2018年期間虛增利潤總額達119億元”或將被“強制退市”的消息引發市場廣泛關注。如何有效遏制上市公司信息造假行為、保護投資者利益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

對此，有學者及建議在立法層面提升對違法上市企業的處罰力度，在執法層面對違法企業追究到底，全面提升法律的震懾力。

因情節嚴重 康得新被監管部門頂格處罰

7月5日，證監會公布對康得新的立案調查結果，結果顯示2015年到2018年期間，康得新通過虛構銷售業務等方式，共虛增利潤119億元。由于違法行為持續時間長、涉案金額巨大、手段極其惡劣、違法情節特別嚴重，證監會擬對康得新及主要責任人員在《證券法》規定的范圍內頂格處罰并采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終身市場禁入”對受罰者的影響有多大？北京威諾律師事務所主任、創始合伙人楊兆全介紹到，“終身市場禁入”是一項剝奪嚴重違法和失信者資格的處罰措施，受罰者因此終身不得參與證券市場活動或者擔任上市公司高管，是對其職業活動的一種限制。然而，受罰者在財產和股權方面并不會受到影響，依然可以通過代理人等方式間接參與市場，對受罰者個體和相關公司主體影響有限。

此外，有投資者表示，對康得新“60萬罰款”的頂格處罰對比其“虛增119億”背后的違法獲利來說差異懸殊，如“罰酒三杯”。

專家建議提升上市企業違法成本 嚴打違法行為

事實上，在上半年的年報披露季當中，多家上市公司業績“爆雷”，盈利收入在修正前后大幅下調的例子也不在少數。

數據統計，4月以來，近30家公司修正2018年度業績預告，多家公司由預盈轉為預虧。例如，西部礦業原本預計2018年度盈利約1億元，修正后為預計虧損20.63億元；文投控股此前預計2018年度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盈利1200萬元至1400萬元，修正后預計虧損6.8億元到7億元；興業礦業此前曾預計2018年度盈利6億元至7.5億元，修正后由盈轉負虧損1.5億元至2億元。除此之外，還有38家公司的2018年年度報告被審計機構出具了“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5家公司未在截止日期前披露2018年年報。

年報“暴雷”的背后，多少反映出相關上市公司主體背后涉及的信息披露問題。在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為何屢屢“知法犯法”鋌而走險？有觀點認為，問題或在于監管部門對信息造假企業處罰力度過低。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聯席所長趙錫軍表示，目前，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機制內，對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處罰沒有達到相應的高度。

在對違法企業罰金的設定方面，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教授、副院長武長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法律在對上市公司違法罰金的判定，只是出于對投資者受損利益的補償考慮，處罰力度仍較小。實際上，上市公司重大違法行為的傷害還表現在對整個金融市場秩序的破壞以及在其他潛在方面的損害等。“這樣綜合評估來看，現行法律對違法上市企業的處罰力度上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目前，證券領域對違法行為的處罰主要適用《證券法》和《刑法》等相關法律。證監會、證券交易所等根據《證券法》制定的多項規則和規定，也是對證券法的補充和具體落實。而此次證監會對于康得新的處罰，引用的正是《證券法》相關處罰條款的最高額度。

但是，對于是否應該在立法上加大對上市公司的處罰力度，也有專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一位從事證券相關法律研究的學者表示，關于上市公司違法成本過低問題，他認為與立法相比，更重要的是應加強執法，堅決對違法企業追責到底。“現在大家譴責的都是有關部門的處罰力度太低。這種觀點其實是忽略了對違法行為的處罰是立體的，多種手段并行的。”他談到，對于信批違法行為，違法主體將會根據嚴重程度相應承擔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三種。按照我國最高檢和最高法的規定，上市公司信批違法如果涉及欺詐發行，只要發行金額在500萬以上就構成犯罪，如果提供虛假的財務報告，只要造成股東損失50萬元以上就應當立案追究刑事責任。而我國最高院對于虛假陳述的民事賠償訴訟更是設置了簡化的訴訟程序，投資者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要求上市公司和相關人等賠償股價下跌帶來的損失。

對此，楊兆全也建議道，投資者要積極行動起來，勇于進行民事維權，向上市公司進行索賠。尤其是對于嚴重違反《證券法》的行為，要嚴刑峻法，敢于追究其刑事責任，讓其付出應有代價。

科創板制度有何借鑒意義？

我國證券市場建立時間并不長，從1990年末至今僅28年歷史，在法規體系、制度建設等方面仍存在改善空間。近年來，監管層對資本市場的制度性改革也明顯提速。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關于在科創板注冊制試點中對相關市場主體加強監管信息共享 完善失信聯合懲戒機制的意見》等一系列科創板改革相關法規的密集發布，在依法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建立健全與注冊制改革相適應的證券民事訴訟制度等方面提出了重要舉措。

趙錫軍表示，科創板的設立不僅僅是一個為科創企業提供融資的渠道，同時也是一項積累經驗，讓資本市場朝著法制化、透明化、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上邁進的探索過程。

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郭克軍在不久前與監管層的座談會上也建議，正在修訂中的《證券法》可借鑒吸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中的相關內容，加大對信批違規等行為的懲處力度，提高上市公司的造假成本。

與現行的《證券法》相比，三審版本中關于提升證券違法行為罰款額度上已經有了明顯的調整。比如，對欺詐發行證券行為中尚未發行證券的，現行規定是處以30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的罰款，修訂草案將此提高到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已經發行證券的，現行規定是對公司處于非法所募資金1%-5%的罰款，修訂草案直接翻一倍，提升為2%-1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訂草案中專設一章“投資者保護”，共8條。其中特別提到，普通投資者與證券公司發生糾紛時，證券公司若不能證明其行為符合法律法規，且不存在誤導、欺詐等情形，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發行人因欺詐發行等重大違法行為給投資者造成損失的，發行人的主體機構可委托國家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予以先行賠付。之后，仍然可以依法向發行人以及其他連帶責任人進行追償。

據統計，截至2017年數據，我國資本市場有約1.34億投資者，其中個人投資者占總戶數比重高達99%，持股10萬元以下的散戶占個人投資者的82%。賠償機制的完善，在為廣大投資者維護自身合法利益暢通渠道的同時，也會促進社會各界力量自發形成對上市公司的監督，倒逼上市公司誠實守信，提升信披質量。

武長海表示，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中個人投資者占比較大，風險意識和防范能力相對較弱。“因此，注重并加強投資者教育、在制度上不斷完善對投資者的保護，也是現階段引導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