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財經：城鄉融合發展，農民還要不要進城了？

陸婭楠

這幾天，中美貿易再現曲折，在雙方磋商還在進行的時候，美國重拾“關稅大棒”揮向中國。

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有些事情別人怎么想、怎么做，可以預料但控制不了；有些人就要一意孤行，我們也攔不住。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變壓力為動力。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明確了城鄉融合發展的改革路線圖，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

因為，整個社會就是由城市和鄉村構成的，作為一個社會人，我們不是在城市，就是在鄉村，或者正走在從鄉村去往城里的路上。城鄉融合發展，確實關系到每一個人的生活、工作和未來。

“城鄉融合發展，那還要不要搞城鎮化？農民還要不要進城？”也有人對此感到困惑不解。

您的關注，就是我們的動力！麻辣財經采訪有關部門和專家，來看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到底是什么關系。

農民進城還是大趨勢，但也到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

“我國還處在城鎮化較快發展階段的中后期，農民進城還是大趨勢，但也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陳亞軍說，要順應城鎮化大趨勢，樹立城鄉一盤棋理念。

正是因為農民進城還是大趨勢，所以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的門檻不斷降低，目前已有9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2018年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59.58%。

就在上個月，國家發改委還發布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明確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一些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另外一些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城市的大門，已經向進城的農民打開。

農民進城的越來越多，為什么還要實施鄉村振興？

“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城市和鄉村形成了兩大格局。仔細去看，這兩者之間其實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在現代社會里，城市和鄉村都不能夠單獨存在，它們的關系就像一個人的整體。” 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錫文說，從這個角度去看，城和鄉之間具有不同的功能，各自都有自己重要地位，都是不可替代的。城市的功能，鄉村是承擔不起的；鄉村的功能，城市也是實現不了的。

“坦率地說，過去有一段時間，我們有點忽視鄉村功能的發揮，甚至有些人認為，只要城鎮化向前推進了，讓農民都進了城了，好象三農問題自然而然解決了。”陳錫文認為，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因為鄉村有鄉村特殊的功能。鄉村這些功能發揮不好，城市不要說發展，連存活都困難。

“從人類社會發展去看，或者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情況去看，我們就能看到，城鄉的功能都發揮好了，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就比較好，反之，只重視發展一方面的功能，忽視另一方面的功能，它的發展一定是殘缺的，不健康的。” 陳錫文表示，現代化進程，城和鄉是互為依托的，兩者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才能健康推進現代化的進程。

城和鄉互為依托，兩者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就是城鄉融合發展。而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抓手，一個是鄉村振興，另一個就是新型城鎮化。這兩個抓手，實際上是為農民鋪了兩條路：既可以踩著新型城鎮化的鼓點，進城工作成為城市的新市民；又可留在鄉村，成為鄉村振興的中堅力量。

城鄉融合發展，必須以城帶鄉、以工促農

城鄉融合發展，不僅是農民致富的路更寬了，它對于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對于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都具有重要意義。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還不夠健全，還存在一些明顯的制度短板。

比如，當前城鄉要素流動仍然存在障礙。城鄉二元的戶籍壁壘沒有根本消除，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尚未建立，城鄉金融資源配置嚴重失衡。這導致人才、土地、資金等要素更多地流向城市，農村發展缺乏要素支撐。

城鄉公共資源配置也不合理。城市的污水、生活垃圾處理率分別為95%、97%，而農村僅為22%、60%；城市的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數為10.9人，而農村僅為4.3人。

“城鄉融合發展是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抓手。我國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關系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鄉村發展的不充分。”陳亞軍說，我國最大的發展潛力和后勁在鄉村，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促進鄉村資源要素與全國大市場相對接，能夠釋放出可觀的改革紅利，也能夠帶動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建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鄉村振興不能就鄉村來談鄉村，必須走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路子，在城鄉融合發展中來破解難題。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也是核心任務。”陳亞軍說，截至2018年底，仍有2.26億已成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戶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級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因此，我們說要解決好落戶的問題，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聯動。“不能片面理解為這是搶人大戰，也不能片面理解為放松房地產調控。”

解決農民工的落戶問題首先是堅持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存量優先，是指已經在城市長期就業、工作、居住的這部分農業轉移人口，特別是舉家遷徙的，還有新生代農民工，以及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入城鎮的。這些重點人群才是落戶的重點，而不是說片面地去搶人才。“城市需要人才，但是更需要不同層次的人口，絕不能搞選擇性落戶。”陳亞軍說。

消除城市落戶的限制并不是放棄對人口的因城施策。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也明確提出，特大城市可以采取積分制等方式來設置階梯式的落戶通道，調控落戶規模和節奏。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更多通過優化積分落戶的政策來調控人口，既要留下愿意來城市發展、能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口，又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無序的蔓延。

“農村公共服務是鄉村發展的明顯短板，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必須加快補齊這個短板。” 陳亞軍表示，要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加快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統一、制度并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