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膠卷

王太廣

老朋友見面，我從柜子里搬出幾本厚厚的影集和膠片集，回憶起我對膠卷往事的記憶。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nóng)村人照相比較困難。到初中畢業(yè)時，為了照一張畢業(yè)像，星期天一大早就起床，趕到駐馬店（鎮(zhèn)）火車站西邊的紅旗照相館。由于人太多，買了票再排號，一直等到中午十二時才輪到。我剛往凳子上一座，幾盞大燈同時打開，灼熱的光照在身上，頭上直冒汗。攝影師傅一頭鉆進披有紅布的相機里對我喊：“放松點，別緊張，微笑一點，看這邊……”我依然神情木訥，雙眼直視，呆若木雞，雙唇不知該張該合。攝影師傅看照相的人太多，就不再說話了，只見他一手捏著控制快門的氣囊，“咔嚓”一聲之后對我說：“好了！”隨即把燈一關，讓我站起。我在兩星期的焦急等待中，一直想著自己的照片該是什么樣子。當我把照片取出來一看，果然頭發(fā)不整齊，嘴唇似張非張，表情呆板。我又反復觀察膠片，感到很稀奇。凡是照片上暗的地方，膠片則亮；凡是照片上顏色淺的地方，膠片則暗。從那以后，我沒事就從紙袋里掏出來認真觀看膠片，反復琢磨，以探究竟，但始終沒悟出個所以然。

年輕人照相容易，無非是跑跑腿而已，老年人可就難了，有許多農(nóng)村老人一輩子都沒照過相，我爺爺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春天，汝南縣國營照相館有兩位年輕人下鄉(xiāng)流動照相，當轉到我們村時，我就借此機會讓他們給爺爺照了一張像。農(nóng)村的家院比較雜亂，照相的師傅說，背景不能顯土坯、磚墻、墻角、樹木、樹蔭等，我讓他們到村頭去，他們又嫌太遠。我只好進屋找一塊深藍色的棉被單和另一位照相師傅舉著，才讓爺爺把像照完。他們用的是120相機拍的，加洗兩張6寸照片。我參加工作后，又用這個膠片加洗成一張一尺二的，放在我家的大鏡框里永久保存。

1984年8月，我調到汝南縣委宣傳部，專門從事新聞報道工作。開始給我配的是一架上海產(chǎn)的“海鷗牌120”照相機，用的是公元牌膠卷，雖然感光度一般，但顆粒效果細膩，解像力比較高。后來又換成了“135富士卡”照相機，使用的多是“依爾福”和“柯達”牌膠卷，這兩種膠卷的顆粒細、銳度高和顯影速度快，曝光寬容度和影調都使用了平衡的乳劑層，與其它膠卷有較大優(yōu)勢。宣傳部干事付維松從事了多年新聞攝影工作，他不僅給我介紹了照相機的原理、結構、性能、特征，還講解了如何調焦距、光圈、速度，如何按快門，如何裝膠卷、倒膠卷、取膠卷、沖膠卷，如何使用顯影粉、定影粉。如何洗印照片、放大照片、上光板以及切割相紙等技術。暗室里的鐵絲下，經(jīng)常掛著我們幾個沖洗過的一條條膠卷。膠卷晾干后，再把膠卷底片置于放大機上放大，而后把相紙先后放入顯影液、定影液中，最后在上光板上燥干。這些程序做完，大都到次日凌晨3時了，才拖著疲倦的身子睡覺。

我第一次按快門是與付維松一起到宿鴨湖漁業(yè)生產(chǎn)公司采訪。我們騎著自行車到了魚苗繁殖場，看到漁業(yè)職工穿著皮衣在繁化池里撈魚苗，準備投放到宿鴨湖水庫里。付維松看到這一場面，把自行車就地一扎，脫下褲子和鞋襪，舉著照相機就下水了。我被他這一舉動感染了，順勢抓拍了一張，取名為《深入采訪》。這幅照片很快被刊登在《新聞戰(zhàn)線》《河南日報通訊》等有關報刊上，由此激發(fā)了我喜愛攝影和沖洗照片的熱情。

那時候，擁有照相機的人很少，玩照相機挺風光，很開心，但也有不細心、出問題的情況。我整天騎著自行車外出采訪，車后邊的架子上放著攝影包。只要看到農(nóng)貿(mào)市場、收割糧食、糧油加工、水利工地、美麗風景等場面，就停下來拿出相機拍攝。拍完一卷就倒出來，再裝新膠卷。攝影包里的黑白膠卷一直保持有好幾盒，是夠用的。有一次我以為安上了膠卷，結果沒有掛上，等相機上顯示了36張后，一倒膠卷，感到很輕，打開相機一看，原來膠卷根本就沒有掛上。等于白跑了一天，浪費了許多精力和感情，失去了許多美麗的瞬間，也耽誤了發(fā)稿的機會，雖然領導沒說什么，但是自己感到很慚愧。

后來有了彩色膠卷，每卷照完后自己不用沖洗，直接到駐馬店艷芳彩色擴印中心擴印。隨著照片的增多，保存膠卷也成了問題。我開始是把每個膠卷卷成一卷，而后仍放回到原塑膠盒里，上面用紙條寫上拍攝的主要內容。后來，感到尋找時不方便，又專門買保存膠卷的集子。那上面是每6個膠片為一行，一頁弄6行，正好裝滿一個膠卷的膠片。方便多了，一本裝不下，我又買了幾本，啥時候找基本上能看到膠片的輪廓。隨著數(shù)碼相機的出現(xiàn)，手機拍攝功能的提高，拍照更方便了。拍照時自動調焦，無需膠卷。每張照片只需存儲在小小的內存卡里，回頭上傳到電腦里就可以迅速打印、發(fā)電子郵件和永久保存了。

膠卷的真實影像、時間定格的過程就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充滿等待和期盼、充滿奢侈與時髦、充滿溫馨和純美，這就是膠卷在那個時代的特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