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員

王太廣

我擔任駐馬店電視臺臺長期間，因業務關系，于1998年春節后在中央電視臺二樓新聞中心，見到了著名播音員邢質斌。她很謙虛，也很隨和。交談中，當我提起她當公社廣播站播音員時，她興奮不已地說：“如果不是當年在大興縣農村插隊，我也不可能到公社當廣播員；如果不是被播音主持的行家宋培福發現，也不可能到中央電視臺……”

上世紀60年代，當時收音機很少，隨著“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全國各地都高度重視輿論宣傳工作，加強廣播陣地建設，不僅縣里有廣播站，各公社也有廣播放大站，村頭有高音喇叭，家家戶戶都安上了小廣播，我家的小廣播像寶貝似的，父親專門給它制作了一個正方體木匣子，正面是掏空的圓形五角圖案，用來向外傳播聲音，里面還襯了一塊紅布。每天早晨6時，當優美、雄壯的《東方紅》樂曲響過之后，就是廣播員字正腔圓、甜美清脆的聲音：“水屯公社廣播放大站（老百姓戲稱‘放炸彈’），現在開始第一次播音……”我便開始起床，接著是預告節目，之后是正式節目。中午是第二次播音，晚上是第三次播音，每次播音結束播放的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我曾不止一遍地學廣播員的播音，想象著廣播員神氣的樣子。

有一次姥姥到俺家，聽到從小木匣子里發出的聲音，神奇地問：“那么大的一個人是咋跑到里面去的呢？”逗得我們一家人好笑。我有點臉紅，因為自己也曾這樣想過。

那時候，公社廣播員是令人羨慕的職業。在公社機關里工作，風刮不到，雨淋不著，太陽曬不著，不下地干活還能拿到工資，享受國家的副食品價格補貼，多美好啊！

我每天上學必經水屯公社大門口，當聽到高音喇叭里傳出聲音后，總是往神秘的大院里瞅瞅，試圖想看看廣播員的容貌。當聽說我們班王英的姑姑是公社廣播放大站的廣播員后，好奇心更加強烈，急于想看看廣播員長啥模樣？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們進入公社大院，悄悄溜進了廣播放大站門口，看到一位端莊秀氣的姑娘，我就像看見明星一樣高興。她看到我們并沒有攆，而是面帶微笑地問：“有事嗎？”我斗膽地說：“我們天天聽河南道情《前進路上》都聽夠了，能不能播點像《地道戰》《英雄兒女》之類的電影插曲？”她欣然答應。第二天，我們果真聽到了這些優美動聽的歌曲。

1975年，我到水屯公社機關當通訊員后，經常去廣播站，當時的廣播員叫李梅。公社廣播站也算是重要的“宣傳輿論陣地”。那時候，想當廣播員的人很多，但也不是誰想去就能去的地方。當廣播員不僅要求聲音好聽、形象佳，尤其在家庭出身上還有要求，播音上雖然說不上高亢洪亮、大氣磅礴、行云流水、擲地有聲，必須字正腔圓，不能滿口方言、土話連篇。李梅就是在王世娥被保送上大學后，她在全公社女青年中挑選出的佼佼者。

公社廣播站雖小，但功能齊全。一個廣播員集采編播于一身，什么活兒都得干，不僅要按時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各地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聯播”節目及河南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還要準點轉播汝南縣人民廣播站的有關節目。此外，還要播出本公社的自辦節目，自辦節目的內容一般是公社的通知、通告，公社黨委、革委會、生產指揮部領導的廣播講話、好人好事、天氣預報等。那年代，農村消息閉塞，外界的一切信息都是通過廣播得到的。人們天天聽廣播，像吃飯、睡覺一樣必不可少，只要一提起廣播站，不論大人小孩，誰都能眉飛色舞說出個子丑寅卯來。拉家常閑聊時，三句話不到就說起了廣播，人們習慣說廣播上說了什么，什么事是廣播上說的，以此證實事件的權威性。但也有不同說法的，有一次我曾聽到一位老太太氣憤地說：“廣播員早上預報天氣時，說是晴天轉多云，沒想到下了一場雨，把俺曬的被子淋透了。”

聽廣播也有煩人的時候，本來大喇叭里正播放著優美的歌曲時卻戛然而止，接著是拍麥克風的聲音，傳來的是一口濃重的方言：“喂、喂！社員們，現在正是三夏季節，麥場防火尤為重要……”“農業學大寨，掀起我社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新高潮……”“麥田管理很重要，管好豬羊不能進地吃麥苗。天大旱、人大干，爭取糧食再高產……”這是公社領導利用社員們吃飯的時間開廣播會和安排工作，每到飯點就準能聽到公社領導的講話聲。曾經有一位老太太說：“看看人家公社書記多辛苦，連飯都顧不上吃，天天在廣播里講。”她哪里知道那是錄好的音。

如今，已進入了信息社會，雖然現代的傳播技術早已替代了那落后的廣播時代，但我每次回到農村老家總是習慣性地朝村委的屋頂上瞅瞅，遺憾的是既看不到昔日的大喇叭，也聽不到當年公社廣播員字正腔圓的聲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