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是選調生

劉光輝

我于1978年3月入河南大學政教系學習，1982年2月作為選調生分配到遂平縣關王廟鄉工作（現為經濟開發區）。當時，正值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農村大地，廣大農村全面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我親自參與了這場變革，并從廣大農民和基層干部身上汲取了豐富的精神營養，經歷難忘，受益終身。

深入鄉村來到群眾中，深深感受到黨中央的決策是十分正確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是生產力的一次大解放。過去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隊長敲鐘派活，社員是集體勞動掙工分。到了夏秋兩季收獲季節，社員憑工分分口糧、蔬菜等基本生活需求。吃的是大鍋飯，養的是懶漢。

1979年，在河大上學時，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同學們就感到這個討論可能就是改革的大序曲。中國的改革正是從農村發軔，從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摁指頭印實行家庭承包開始，當時是冒著開除黨籍、坐牢風險的。后來，小平同志給予了充分肯定，黨中央作出了在全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決定，然后在全國迅速得以實行。從歷史和今天的發展看，正是農村改革的成功才為國家其他方面的改革奠定了基礎。農村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先導。

改革伊始也是有雜音、有阻力的，當時有句流行的話叫“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實施農村改革的過程中，也確實有一些大型農機具在實行家庭承包之后不能很好發揮作用。如鏈軌式拖拉機因缺少維修養護而損壞、多年修好的灌渠不能很好發揮作用等。我認為這些都是一項大的社會變革帶來的陣痛，也是難以避免的。看問題要看全面、看實質、看根本，看是否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因此，我內心是非常擁護這場社會變革的。當時地區、縣里的同志和朋友問我，農民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反映咋樣？我都是說：“農民很歡迎，局勢很穩定。”

工作之余，根據當時對農民實行經濟合同管理情況，我對各村與農戶經濟承包合同的簽訂和落實進行了調研，寫了《農村合同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調研文章發表在《河南社聯》雜志上。基本觀點就是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后，要注重保護農民的權利。我在調研中發現，不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戶簽訂的承包合同中對農民的責任、義務闡述很明確，而對農戶在家庭承包中的權利較少涉及。我認為，只有對等的權利和義務，才能維護農村經濟合同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上世紀80年代初，農村基層的工作條件是比較差的，那時行政村電話基本不通，每次鄉里開村支部書記會都是派人去通知。鄉機關只有一個通訊員，有十幾個行政村，鄉黨委、鄉政府也只有四五個年輕人，每次開會都是鄉黨委秘書安排我們幾個年輕人騎自行車到各行政村，通知村支部書記來開會。那時，路況很差，鄉村全是土路，一到雨天更是泥濘難行。時間長了，老干通訊員的活也有想法，但每次還是努力圓滿完成工作任務。

那時雖然年輕，但在工作上和其他鄉干部一樣包村、一樣落實中心工作，如計劃生育、麥場防火、秋收秋種、生產救災等。當時鄉里干部年齡比較大，一些老助理都是40多歲、50多歲，多數是“一頭沉”（老婆、孩子是農村戶口），農忙季節都要回家干農活。我們年輕人一身無牽掛，都是在鄉里值班，保持上下聯系，宣傳防火防盜，解決一些鄉鄰糾紛等問題，工作、生活都很充實。

在關王廟鄉兩年多的時間里，各級組織部門經常關心鼓勵我，鄉村干部對我也高看一眼、厚愛一分，給予了許多理解、關心和幫助。我們相處融洽并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從他們身上我也學到了許多優秀品質，如他們不計較個人得失、任勞任怨的工作態度。從廣大農民群眾身上深刻地感受到了勤勞、淳樸、善良的傳統美德。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多學東西、多干工作，甚至認為中國這么大，農民占主體，了解中國，首先要了解農村、農民。確實，他們身上值得我學習和了解的地方太多了。

在組織的關懷下，1982年12月，我光榮地成為一名中共預備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