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著父輩的足跡前行

□王曉雷/口述 王慧玲/整理

近日，王曉雷隨尋訪團來到駐馬店，這里是她的父親王善甫當年戰斗和生活過的地方。她先后參觀了竹溝革命紀念館和泌陽焦竹園革命紀念館。

在參觀中，她不僅看見了父親的照片和解放后經常與父親往來的戰友們的照片，而且看到了新四軍老八團的“四大女金剛”——樊西曼、唐覺民、王典、楊寒4人中的樊西曼和王典的照片。因為她父親在世時，經常津津樂道這4位女杰的故事，她也曾懷著崇敬的心情為4位不曾謀面的阿姨寫過文章，并發表在新四軍研究會的刊物《鐵流》上。這次能看到其中兩位阿姨的照片，她的心情十分激動。她說：“她們當年那么年輕漂亮，卻與男人們一起南征北戰，不愧為女中豪杰，我為她們感到驕傲和自豪！”

王善甫夫妻的合影（資料圖片）。

 王善甫與警衛員（資料圖片）。

父親的兩次“泄密”

1937年5月， 我父親17歲，在中共鄂豫邊區省委所屬的西峽口區委派到回車高小當老師的地下黨員張景芳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又在他的介紹下，參加了鄂豫邊區紅軍游擊隊。從父親20歲時拍的一張照片上看，那時他已是新四軍第五支隊第十團的政治處主任。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父親很少提及自己的過去，卻喜歡說他的戰友和領導。他說得最多的是老八團團長周駿鳴。由于周駿鳴后來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父親很為其抱不平。他和幾位戰友四處奔走，為周伯伯努力爭取應有的待遇。還有團長成均，打起仗來十分勇敢，總是沖在隊伍的前面，身邊的戰士一個個倒下時，他卻毅然挺立，似乎連子彈都懼怕這位戰神。再就是宋震宇伯伯，由于父親與他交往密切，我們兩家變成了世交。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12年了，回想與他在一起的往事，讓我記憶猶新的有那么幾件。上世紀60年代的一天晚上，父親去南京市的大會堂開會。大約晚上10時，父親神采飛揚地回來了。母親問他：“開什么會還要去市里，咱院里不是有禮堂嗎？”父親欲言又止，在客廳里來回踱了幾步，最后壓低了嗓音說：“毛主席到南京來了，他接見我們了！”我急忙問：“跟你握手了嗎？”“握了！”我跳了起來，還沒容我出聲，父親就嚴肅地說：“保密啊！”那個年代，人們對毛主席十分敬仰，更何況父親這個無比忠誠的老戰士。

1976年10月7日，同樣是在一個晚上，剛剛恢復工作不到一年的父親神情異常地從外面回來。那時，對父親察言觀色已成了我們的習慣。文革開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最初我們不知曉，只發現他在飯桌上不像以往那樣給我們“上政治課”了。他面容凝重，沉默不語，直到有一天來了一群戴著紅袖標的人把他帶走，批斗、關押，前前后后折磨他近10年。剛剛被“解放”出來回到北京，他又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面臨著再次被打倒的危機。然而，此刻的父親卻按捺不住興奮之情。

他壓低了嗓音說：“四人幫被抓起來了！”他又怕我們不明白，便一字一頓地告訴我們：“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垮臺啦！”我們分明看見父親眼中含著激動的淚水。當時“四人幫”被抓的消息是機密，一旦泄露出去，會給他們在全國各地的爪牙一個反撲的機會，由此打亂中央的部署。父親本不該對我們說的，可是他信任我們，他知道我們受他的株連慘遭迫害的日子太久了，想早一天搬開壓在我們身上的巨石。

以身作則 言傳身教

父親的胸懷是博大的，文革后，他很少向我們談起自己遭受的苦難，許多事我們都是在他后來的回憶錄里看到的。當年對他進行殘酷迫害的專案組成員來向他賠罪時，他很寬容地原諒了他們。

父親很注重對我們的培養和教育，更懂得身教重于言傳。北京玉淵潭公園有個“八一”湖，這是當年成千上萬名部隊機關干部和戰士們一起挖出來的。1965年，我們家剛從南京搬到北京不久，一個禮拜天，父親叫上我們幾個大孩子跟他一起去施工地點挖土。好不容易有個假期，他卻讓我們去干活，我們就想找個理由“溜號”。在被他教育了一番后，我們只好跟他去了工地。然而，那個上午卻讓我們記了一輩子。每當我們去玉淵潭公園游玩，在“八一”湖上蕩舟時，就會生出一種自豪感，因為那里有我們的汗水。

父親熱愛學習，很少參加娛樂活動，把大部分時間都放在工作和學習上，但他依然能在我們聚少離多的時刻對我們進行各方面的教育。除了在思想上嚴格要求我們努力上進外，他還很看重我們的學習成績。每到學期末，他都要看我們的成績冊，并給我們寫評語，其中有表揚也有批評。他常常告誡我們，千萬不要有優越感和特權思想。對離開軍隊子弟學校去社會上讀中學的孩子交代，不要暴露自己是干部子弟，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要跟工農子弟打成一片。

父親的記憶力和口才相當好，看過的書都能敘述出來，我們很小就在飯桌上從他的口中領略到《三國演義》、《西游記》等文學名著的魅力。他還為我們買了許多小人書、小說等讀物。這使得我們這些孩子在寫作方面都優于班上的同學，寫的作文經常被老師當作范文在班里朗讀。

父親喜愛書法，他也要求我們練就一手好字。他用畫圈打分的方法來激勵我們相互比賽。為了培養我們的藝術才能，他給我們買了笛子和口琴。

改革開放后，許多高干子女下海經商、出國留洋，而我們聽從父親的囑咐，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當他知道一個外孫女要隨代表團出訪日本進行書法交流時，跟日本鬼子打了8年仗的他把外孫女叫到身邊，對她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要求她在日本人面前不卑不亢，要有中國人的骨氣。這個外孫女后來去過許多國家，但她一直牢記姥爺的教導，在外國人面前沒丟過中國人的臉。

退居二線 知足常樂

父親1981年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防化部政委。即將再次實行軍銜制時，總參的兩位副總長來到家里找已60多歲的父親談話。由于父親的能力很強，他們透露出準備授予他中將軍銜，并給予重任。但后來，由于一些老同志都不甘心離休，三番五次請求留任，最后，時任軍委主席鄧小平一聲令下，父親就跟著他們一起被“一刀切了”。

1985年退居二線的父親，讓外孫女為他揮毫寫下“知足常樂”四個字，與鄭板橋的橫幅“吃虧是福”一同掛在客廳里。這兩幅書法作品在時時印證著他的離休生活過得輕松、快樂。父親在知足常樂的心態下，做了幾年顧問后，便徹底拋開了公務，除了參加黨史和軍史的編寫外，就是讀書、看報、寫回憶錄。他寫的讀書筆記有好幾本，即便住院治病期間也未停止過。與此同時，他繼續為黨史、軍史工作操勞。在1997年至2000年期間，他擔任了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二師分會會長。他任勞任怨，做了大量工作，主編了《轉戰淮南》和《淮南烽火》兩本書。2001年，父親完成了他的回憶錄——《我八十一年的經歷》。可以說，父親的晚年生活過得很充實且有意義 。

作為二師分會的第一任會長，他有大量的事務要親歷而為，不料因過度勞累，心臟發生了大面積梗塞。此后的6年里，他時常出入301醫院，直至走完人生的最后歷程。

在父親的左大腿處有一個核桃大的傷疤，那是他在1947年3月的阜寧縣西塘城作戰中留下的，后來因此被評為三等甲級傷殘。每年政府都發殘廢金，但他把這些錢都寄給了家鄉人，晚年他還為家鄉修路奉獻過自己的微薄之力。

這次的尋訪活動，讓我更加敬佩父親及那些與他志同道合的伯伯叔叔們。作為后代的我們，要為他們的革命精神當好傳承人，讓我們的后代不忘歷史，不忘為我們流血犧牲的前輩們，為國家的振興而拼搏。

人物小檔案

 王善甫， 1920年2月22日出生，原籍河南省西峽縣，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防化部政委。

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鄂豫邊紅軍，曾任戰士、文書。1938年1月，紅軍改編為新四軍后，任新四軍四支隊、五支隊和二師連指導員、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師社會部科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華中野戰軍團政委、華東軍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合肥市軍管會委員、皖北軍區軍政干校副政委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安徽軍區后勤部政委、南京軍事學院系政委、軍委通信兵政治部副主任、總參通信部政治部主任、總參防化部政委等職。“文革”期間遭受殘酷迫害。

1985年退居二線，1988年離休，被中央軍委確定為副兵團職。1957年被授予“二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二級解放勛章”。

1985年以后擔任北京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顧問，領導和參加了新四軍研究會的黨史、軍史編寫工作，主編了《轉戰淮南》、《淮南烽火》等書。

2006年9月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