墻上的印記

□ 王太廣

我上小學時，途中要經過水屯公社社直部門和工廠、門市部等，這些單位的臨街房和院墻都是用磚頭壘的，有的地方還用白石灰粉刷得又厚又平。這些墻壁常常被公社機關、社直部門和水屯大隊當作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的陣地，有的用紅油漆刷寫毛主席語錄，有的用白石灰刷寫標語口號，有的涂上糨糊后，貼上紅白藍紙刷成標語口號或大字報，也有中小學校在五一、七一、國慶、元旦節前張貼“節日特刊”的。

標語口號簡潔精練、朗朗上口，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思想性、鼓動性、通俗性和規范性。在宣傳政策法規、配合政治形勢、提振干群精神、營造輿論氛圍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是一種精神的利器、灌輸的工具，也是一面時代的鏡子，印記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印象最深的是水屯公社機關西院墻拐角處，當時是公社郵電所，大門南側的白石灰墻上用紅油漆刷寫的宋體字是“抗美援越，打倒美帝國主義”、“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公社院墻上寫的是“人民公社好”，為配合全國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水屯衛生院的西院墻上用白石灰寫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除四害，講衛生”、“瘧疾蚊子傳、吃藥不要錢，得了瘧疾病、快找衛生員”。供銷社門市部和國營食堂外邊的墻壁上寫的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公社糧管所的東院墻和南院墻上分別寫著“要節約鬧革命”、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沿街和臨路的墻體上、院墻上經常寫著不同的標語，貼著紅紅綠綠的紙張，標語口號的內容也日新月異。仇恨類的有“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跟他斗爭到底”、“要斗私批修”、“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崇拜類的有“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工作指導類的有“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抓革命、促生產”、“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以糧為綱，全面發展”……

在墻體上寫的不僅有毛主席語錄、政治性標語口號，還有一些小學生拿著粉筆、磚瓦片在房屋、院墻和廁所的墻壁上胡寫亂畫。字體看上去筆畫稚嫩、結構松散、歪歪扭扭、潦草飛揚。有的寫著寫著，像大雁一樣斜飛了上去；有的寫著寫著，如飛機被高炮擊中迅速耷拉下來；有的畫一個大王八，中間寫上某人的姓名；有的寫“某某是大壞蛋”、“某某是個大花狗”；有的還在旁邊配上張牙舞爪的簡筆畫佐證。那景象，真是千奇百怪，讓人啼笑皆非。

改革開放以后，政治性標語少了，階段性、政策性、工作性的標語多了。像計劃生育、夏糧入庫、植樹造林、集資辦學、農村學校危房改造等工作時間緊、任務重、要求高。農村基層組織都要圍繞如何完成這些工作任務進行聲勢浩大的宣傳教育。在農村道路兩側的房屋后墻上、院墻上、煙囪上以及河坡、溝坡、山坡上等顯眼位置，都用白石灰寫著永久性的大標語，如“發家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種”、“少生少育、優生優育，國家興旺、家庭幸福”、“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豐收不忘共產黨，踴躍交納愛國糧”、“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等。這些標語口號簡明扼要、通俗易懂、道理真切、實實在在，能夠起到宣傳教育、鼓舞人心、激發斗志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刺眼、逆耳、充滿語言暴力的標語，如“一胎上環，二胎結扎，小三子落地就違法”、“該扎不扎，株連八家；該流不流，扒房子、牽牲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避計劃生育國法無情”、“養孩不讀書，不如喂頭豬”、“光纜無銅，偷盜判刑”、“家家造林、村村綠化，強迫農民致富不犯法”、“有錢出錢，有人出人，巡邏放哨，防火防盜”等。

如今，鄉村的墻壁上仍寫有不少字，除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態文明建設、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等標語外，就是出租鏟車、吊車、挖掘機和包桌辦酒席、給豬配種、專治某種疾病等廣告及聯系電話。

墻體上的文字，一直踏著時代的步子朝前走，一字字地寫出來，又被一字字地抹去；一句句宣傳警示，又被一句句更替消失。如果墻是有記憶的話，會記住些什么呢？如果墻會開口說話，會說些什么呢？什么是正確的記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