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祖父蕭克

蕭克（資料圖）。

人物小檔案

蕭克（1907年7月14日~2008年10月24日），原名武毅，乳名克忠，湖南嘉禾泮頭小街田村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1925年蕭克投筆從戎，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井岡山斗爭和長征。抗戰時期任八路軍120師副師長、冀熱察挺進軍司令、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全國解放后，任軍訓部部長、訓練總監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等。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我的祖父蕭克是全程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他所領導和工作過的紅六軍團、紅二方面軍是長征中出發最早、結束最晚的隊伍。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自江西遂川突圍開始，拉開了長征的序幕。1936年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寧夏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最終會師，突破了崇山峻嶺、激流沼澤的阻隔，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追剿”，戰勝了黨內“左”傾和右傾錯誤路線的干擾，終于將革命的洪流引向了新的戰略起點。

出身書香門第

祖父出身于湘南農村清貧的書香門第，光緒三十三年出生，正值中國近代史的尾聲，殖民主義的欺凌和掠奪，封建帝制的腐朽和獨裁，使曾經最先進、最繁榮、最富裕的中華文明走向了沒落，同時也激活了中華民族血液中的不可抗拒的反抗基因。

現在有些人肆意解構中國近代歷史，嘆息中國人如果不做任何反抗，不爆發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的草根起義，像印度等國一樣聽任精英階層的頂層設計，順從地成為列強的殖民地，今天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加入發達國家行列。這種不顧歷史、無視現實的癡人說夢，很難讓人相信沒有包藏叵測的居心。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各類政治派別的相互傾軋，各路軍閥諸侯的爭奪殺伐，使人民更加苦不堪言。祖父的兒童、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黑暗中度過的。

祖父家里并非純粹的農民階層，守著些薄田教書度日，屬于主流傳統文明的傳承者，但社會的變遷跟歷次改朝換代前一樣，土地兼并加劇，地方豪強橫行，將一切中間階層推向赤貧。祖父16歲那年，在土豪劣紳和軍閥匪患的洗劫與迫害下，淪落到了家敗人亡的窘境。

上中學時，得益于幾位進步教師的引導，祖父接受了三民主義救國思想。家仇國恨的切膚之痛使他離家出走，奔赴國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廣州，踏上了從軍報國的道路。

豐富而坎坷的軍旅生涯

祖父隨后的經歷如同一部中國共產黨建立武裝力量和領導武裝斗爭的活歷史：從臨潁城頭與北洋軍的殊死搏殺，到東征討蔣的晝夜兼程；從南昌起義的槍聲，到井岡山武裝割據的烽火；從萬里長征的漫漫征途，到晉察冀敵后抗戰的崢嶸歲月，從第四野戰軍摧枯拉朽的最后征戰，到新中國軍隊教育訓練工作的實踐與探索……祖父也從一名國民革命軍的士官成長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骨干將領，并在長征途中與我的祖母蹇先佛相識，成就了一段白頭偕老的世紀姻緣。

  祖父晚年回憶起自己豐富而坎坷的軍旅生涯，最大的感慨就是：黨的絕對領導不但是人民軍隊從弱小走向壯大，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保證，也是一個立志報國的青年軍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正確選擇。

早年曾在北伐軍第四軍擔任軍官

祖父早年曾在北伐軍第四軍擔任下級軍官，對這支被武昌百姓贈以“鐵軍”美譽的英雄部隊懷有深厚的感情。鐵軍的統帥屬于廣東地方實力派，士兵多為廣東農民，中下級軍官則以湘鄂贛籍的青年學生為主，并有許多黃埔學生。

這是一支帶有濃重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色彩的武裝力量。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決定了這個階層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壓迫深惡痛絕，在反對這雙重敵人的代理人——北洋軍閥的斗爭中也最為堅定果敢。但這個階層的兩面性和搖擺不定的弱點，也使這支光榮的部隊在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過渡中分裂為三：

其一，倒向反動派的張發奎一支。這一分支的母體是民族資產階級，幻想以自我出賣換取反動派的收留，但最終不但沒能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那里分得足夠的殘羹剩炙，而且自身的實力也不斷地受到排擠和打壓，直至銷聲匿跡，退出歷史舞臺。

其二，徘徊游移的蔡廷鍇部隊。這一分支的社會基礎和意識形態有著鮮明的小資產階級特征，北伐早期積極而堅決，但革命掀起新高潮時，對既得利益的留戀，對人民覺醒的恐懼使這支隊伍悄然出走。

他們既不愿站到人民一邊，又不甘心與蔣汪同流合污，徑自走上了迷茫而曲折的“第三條道路”。

其三，葉挺所部鐵軍。這是一個較小的分支，共產黨在其中建立了較完整的組織，在反動派的屠刀面前，在革命低潮的血泊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光明，并在后來的征戰中演變為人民軍隊的雛形。

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上半年，蔣介石、許克祥等人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李大釗被絞殺的照片已印在了畫報上，汪精衛、李濟深等“革命宿將”也已相繼撕下了偽裝。祖父在北伐中受到共產黨人高風亮節的感召，在葉挺部隊里學習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向自己的戰友——共產黨員鄭鳴英連長表露了皈依共產主義信仰的志愿。6月中旬，在東征軍回師武昌途中的一個夜晚，鄭連長將在同一連隊任指導員的祖父帶進了團部的一間小屋。在昏黃的燭光下，一面畫著鐮刀錘頭的小紅旗在時年20歲的祖父面前展開。祖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場的見證人還有營長廖快虎和團參謀長劉明夏。一個月后，部隊出人意料地開進了南昌，與賀龍的部隊會合，迎來了南昌起義的血色黎明。

中國共產黨在確立了高低兩個綱領之后進一步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黨的領導下結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上的“五星同盟”，黨內也自然而然地擁有了這4個階級的代表。推翻三座大山，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任何爭議，但勝利以后的中國向何處去？是按照原定方針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還是向黨的最高綱領繼續奮斗？在艱難曲折的探索中，黨也走過了一段彎路。在粉碎“四人幫”的歡呼雀躍中、在聯產承包分田到戶的喜悅中、在滬深股市鳴鑼開市的躁動中……中國在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一路高歌猛進，超越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經營業績。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得到了空前發展，祖父在白色恐怖中向黨旗宣誓時，能想到中國會有今天的景象嗎？

享年101歲

祖父于2008年秋天過世，享年101歲。他誕生于人民災難深重、民族衰敗危亡的時代，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了青春和熱血，也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前后兩個30年的坎坷道路，還見證了北京奧運會的輝煌。這一代革命者在其特定的社會背景下，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責任感與先進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經濟、文化基礎的局限。

祖父雖然一生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斷改造世界觀，但終究難以直觀地領會共產主義遠大愿景對當代共產黨人的全部要求。

他曾為否定“文革”，重啟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開辟改革開放道路而歡欣鼓舞，更為隨之而來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而憂心忡忡。一喜一憂，兩者之間莫非存在著某種邏輯關系？

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上關于“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和“兩個務必”的諄諄告誡顯得別有深意。

（據《赤峰日報》 蕭云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