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北大教授的艱難選擇

走還是不走

抗戰初期北大教授的艱難選擇

走還是不走，在抗戰全面爆發最初的那半年，這是特別讓人糾結的話題。這里以北大文學院教授為例，講述了那半年間發生的讓人感嘆唏噓的故事，進而探究那個時代讀書人的精神狀態。

在不久前出版的《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中，陳平原說：“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么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

何去何從

“七七事變”后，形勢急轉直下。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身處危城的北大、清華等校師生到底該怎么辦？9月10日，教育部以16696號令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遷湖南長沙，合組長沙臨時大學，而后便是籌經費、借校舍、招新生等。9月28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開始啟用。10月18日學生報到，10月25日開學，11月1日正式上課。

兩個月后，因戰場日漸逼近，長沙臨時大學向教育部請求遷址。1938年2月，臨時大學師生陸續動身，分三路趕往昆明。4月2日，教育部電令長沙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是從政府決策以及校史敘述的角度立論。讀者更關心的是，身處危城的北大教授，是如何輾轉南遷的。

7月29日北平淪陷，雖說人心浮動，但北大教授們還多次聚在一起商議對策。秘書長鄭天挺更是每天都到學校辦公，絕不避地隱匿。直到10 月18日地方維持會將保管北大的布告掛在第二院門口，他才和在平全體職員照張合影，以后就不再到校了。北平淪陷，既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而又無力回天的讀書人，到底該如何自處，這是個極為沉重的話題。

1940年羅常培撰《臨川音系跋》，稱“七七事變”后，自己“幽居在北平，閉門謝客，悲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來遣日”，除為維持北大殘局而奔走集會，以及收聽有關戰況的廣播外，“每天總花去5小時以上來寫這本東西”。因為，手無寸鐵的語言學教授，不能立刻投筆從戎效命疆場，也沒有機會殺身成仁，以死報國，只能寄希望于學術救國了。可局勢如此緊張，是否應該每天關在屋里還埋頭伏案地去做這種純粹學術研究，他內心深處依舊很困惑。經過一番掙扎，最終羅常培等北大學人，還是選擇了逃離北平，參與抗戰大業。

對照戰前北大教職員名錄， 會發現，絕大部分教授都響應政府的號召南遷；至于學校承認的四位“留平教授”，除周作人因出任偽職戰后被審判外，其他三位（孟森、馬裕藻、馮祖荀）都堅持不與日本人合作，保住了士人氣節。

逃出北平

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對前一天發生的盧溝橋事變判斷有誤，以為只是局部沖突，7月8日下午照原計劃赴南京開會。在隨后召開的廬山座談會上，胡適有很好的建議，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奉派出國宣傳抗日，并于一年后出任駐美大使。9月9日，舟行長江，胡適寫了一封署名“藏暉”的信給鄭天挺，對諸位同人決心閉門著述深表贊許：“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閑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難——今諸兄兼有此兩難，此真千載一時，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學術上的埋頭閉戶著作。”據羅常培追憶，在北大同仁情緒極為低迷的時候，此信曾給他們很大鼓舞。

北大外文系教授、日后成為著名散文家及翻譯家的梁實秋，時隔多年，撰寫《回憶抗戰時期》，提及北平淪陷數日后，他和北大政治學系教授張忠紱、外文系教授葉公超相約撤離北平，車上遇見北大教務長樊際昌及幾位北大同事：“火車早晨開行，平常三小時左右可到天津，這一天兵車擁擠，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大家都又餓又累。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國飯店，暫時安歇一夜，第二天各奔前程，我們是第一批從北平逃出來的學界中人。”

梁實秋沒說清楚，他乘坐的其實是“七七事變”后平津第一次通車，時間是1937年8月12 日。北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潛，以及在平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日后加入西南聯大的楊振聲、沈從文等，也在這趟車上。

（據《中國剪報》  陳平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