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不要僅僅在機構設置上打轉轉

現在都在熱議金融監管體制問題。所謂金融監管，就是國家金融監管當局以防范風險為目的，以法律法規為依據，對金融機構、金融業務以及相關當事人進行監督管理的行為。

按這個定義，1983年以前我國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金融監管。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負責金融管理、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由此我國形成“二元銀行”體系，人民銀行開始履行金融監管職能。1992年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和作為證券委監管執行機構的證監會，對證券市場進行監管。1998年，證券委與證監會合并組成正部級事業單位，統一監管證券期貨業；同年成立保監會，統一監管保險業。2003年成立銀監會，統一監管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業務。綜上所述，1983年以后，我國金融監管先后實行過“一行模式”、“一行一會模式”、“一行兩會模式”和現在的“一行三會模式”。而現行監管模式下，既存在“一行三會”都不管的真空地帶，比如金融控股公司；又存在“一行三會”都在管的交叉領域，比如資產管理業務；也存在各管一段的領域，比如網絡金融；還存在由非金融管理部門管理的行業，比如由商務部門監管的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為加強監管協調，“一行三會”還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和監管協調機制。

從國外情況看，金融監管模式也是五花八門，并且不斷修補，力求符合本國實際。以美國為例，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對金融監管架構進行了改革，目前在聯邦層面有美聯儲、貨幣監理署、證監會、聯邦保險辦公室、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等監管機構，在州層面有各州的銀行、證券和保險監管機構，形成了既有聯邦監管機構、又有州監管機構的“雙線多頭”共管模式。

目前，從我國金融監管機構設置上看，選擇無非是一行模式和一行N會模式，一行N會模式還可細分為五種：一行一會甲模式（央行+金監會）、一行一會乙模式（央行+證監會）、一行兩會模式（央行+金監會+證監會）、一行三會模式（現行模式）和一行四會模式（另成立“三會”職能以外的對其它金融機構和業務進行監管的部門）。“一行模式”的好處是效率高，不用幾個部門協調，央行既管貨幣政策又管監管，實在不行可以直接拿錢；問題是監管任務重，容易顧此失彼，力度受影響。“一行N會”模式的好處是專業分工細致，監管力度大；問題是效率受影響。有人會說，實行“一行模式”的時候中國金融業比較簡單。其實稍懂歷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情況一點也不簡單，要不然為什么當時要“治理整頓”？為什么央行要提出“職能轉換”把工作重點轉到監管上來呢？

如此說來，不存在所謂的“最優金融監管模式”，符合實際、管用即可。更進一步說，我們現在討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表面上是在“體制模式”上打轉轉，其實是在“機構設置”上打轉轉，把體制簡單地理解為機構設置。實際上，“體制”的完整定義應當是“能夠調動人的積極性的機構、制度與技術安排之總和”。任何體制模式，都離不開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考慮監管體制不能忽視“人”的作用。去年我曾提出“人本經濟學”的概念，意在強調人的因素。既然沒有最好的模式，就要選“最合適的人”。人與體制搭配得好，就是最好的模式。也可以我們現在對國企的股權管理模式為例。目前國企管理大體可以分為實體國企的“國資委模式”和金融國企的“混合模式”（財政部、中投等）。哪種模式更好？很難下定論。同一模式下，因人的不同而效果大異的情況并不鮮見。

同樣，金融機構經營管理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實在不好說光大集團的例子。這十年來，光大集團的經營管理模式和針對光大的監管模式并未改變，但由于班子的調整和黨建工作的加強，實現了由資不抵債、瀕臨破產到世界500強的飛躍。當然，光大的例子我認為也可能是哲學意義上的“否極泰來”或“物極必反”，到了該發生變化的時候了。我在2015年光大重組改革完成后曾正式明確“四點共識”，其中第一條就是“光大取得的成果是幾代光大人的共同努力”。這個不是“裝樣子”，確實是心里話，因為有前人的探索，才有后人對道路再選擇的機遇。所有人都不容易，都做出了貢獻。但這也說明，經營好一個企業既要靠體制也要靠人。金融企業經營管理是這樣，金融監管不也是這樣嗎？我今天說這個話，目的是建議監管改革不要僅僅在機構設置上打轉轉，還要考慮體制因素，人的因素，人的主動性、能動性、創造性……（作者：中國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唐雙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