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應擔起樓市調控主體責任

      調控的目的是遏制炒房、滿足更多的剛需和改善性需求，而不是阻礙民眾改善居住條件的愿望。也正因為如此，各地政府在落實主體責任時，要詳盡了解、切實掌握本地供需情況，使調控措施有的放矢，既要防止力度不夠、難以奏效，也要防止力度過猛、傷及剛需和改善性需求。

　　3月17日，也就是上周五，北京出臺新一輪樓市調控政策，“既認房又認貸”的要求引發關注。據統計，自2月28日以來，已有16座城市出臺或升級了樓市調控措施。其中，既有北京、廣州、南京、杭州等一二線城市，也有江西贛州、浙江嘉善以及河北張家口、淶水、涿州等三線城市。

　　應該看到，去年9月30日多地啟動以限貸、限購、加大土地供應為主要內容的樓市調控措施后，房價暴漲勢頭整體上得以減緩。不過，各地情況又有所不同。數據顯示，今年2月份與1月份相比，15個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中，在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北京、杭州、成都由持平轉為略降，福州、濟南由略降轉為持平，津滬兩地由略降轉為上升，廣州的增幅又上升0.3個百分點。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既再次強調了樓市調控的基本原則，也明確了完成調控目標的責任主體。即樓市調控必須因城施策，地方政府責無旁貸。近日，各地密集出臺的調控政策，既是貫徹黨中央、國務院要求的具體行動，也是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因城施策的具體措施。

　　針對二手房價格快速上漲的情況，北京市“3·17”樓市新政明確，將二套房首付比例由50%（普通）、70%（非普）分別提高到60%和80%，并暫停25年及以上住房貸款，從中不難看出北京加力去杠桿、突出居住屬性的意圖。盡管江西贛州、浙江嘉善等三線城市的房價水平在全國處于中低位置，但面對房價短時間內快速上漲的情況，地方政府采取多項措施遏制炒房、調控房價，也是其落實主體責任意識的具體體現。

　　當然，在主流民意對此輪調控持贊同態度的同時，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每一次調控都使房價出現更猛烈的上漲。但在筆者看來，作出如此判斷，至少對十幾年來房地產市場的變化軌跡缺少系統、全面的觀察分析。以2012年開始的那次調控為例，盡管調控之初，市場也呈現“買漲不買落”之勢，但因為調控控制了投資投機性需求，使市場到了有支付能力的供需拐點，調控效果在兩年多的時間內持續顯現，終致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全部呈下降之勢。此后，房價之所以猛烈上漲，恰恰是因為取消調控甚至采取了與此前相反的措施所致。所以說，在沒有找到或建立起穩定房價的長效機制之前，調控政策必須牢牢堅持而不能反復，以防功虧一簣甚至報復性反彈。

　　調控的目的是遏制炒房、滿足更多剛需和改善性需求，而不是阻礙民眾改善居住條件的愿望。正因為如此，各地政府在落實主體責任時，要詳盡了解、切實掌握本地供需情況，使調控措施有的放矢，既要防止力度不夠、難以奏效，也要防止力度過猛、傷及剛需和改善性需求。

　　房子不是你想炒就能炒。只有讓房價回歸價值，擺脫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才能使地區經濟發展更加健康可持續，民眾更加安居樂業。所以，在調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仍難以抑制某地的炒房行為、難以扭轉房價暴漲勢頭，地方政府就真的難辭其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