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為啥不愛做科普

　　記者 張 曄

　　兩會觀察

　　“我們現在吃的八個蘋果的營養，只有奶奶時代吃的一個蘋果那么多……”

　　這是在一次科普講座中，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用“八個和一個的故事”向公眾分享了土壤污染的現狀。

　　“中國關于土壤的科普太少了。”陳能場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科普既是科學家的責任，同時科普也沒那么簡單。他想要做的，就是“努力傳播多些，傳播好些”。

　　說起科普，人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人員。然而，像陳能場這樣樂于獻身科普事業的科學家還是太少了。中國科協原黨組副書記齊讓委員從2008年開始持續開展的一項調查表明，科技人員從事直接研究、間接研究、其他事務各占1/3，科普工作基本沒有在其中體現出來。

　　評價體系下折翅的科普

　　“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去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科技三會”上的這番講話讓許多科普工作者難抑興奮。

　　然而，中科院院士袁亞湘委員興奮之余卻有另一番體會：“真正做起來不是那回事，評價體系上對科普不重視，在導向上就不鼓勵嘛。”

　　他同時在中國和美國擔任自然科學基金評委，通過對比他發現，美國在申報項目時會明確要求科學家說明這項研究對社會的貢獻在什么地方，“這包含著強制的科普要求”，而我國在項目驗收時雖然也有類似打分項，但是大多走走過場，對項目不構成主要影響。

　　袁亞湘說，現在上至大學排名、下到個人評優都采用科研論文、專利等硬指標，而科普可能連一個軟指標都算不上。

　　在中科院院士陳凱先委員看來，科普的外部環境正在好轉：國家評科技獎的時候，加了一個“科普獎”；在一些國家科技項目中，已經開始有一些關于科普的制度性設計，但還遠遠不夠。

　　輿論“審判”讓科學家沉默

　　“有人一討論轉基因就扣大帽子，說支持轉基因就是賣國賊、漢奸。”袁亞湘對這樣一種社會輿論生態相當不解，“有爭論很正常，但是媒體和公眾人物不要輕易當法官，現實情況是辯論才開始就一棍子把人打死，這本身就不是科學的態度和做法。”

　　無疑，科學家最了解最新的知識、最前沿的科學進展，而且他們最有資格告訴公眾，解答國民最為關心的熱點科學或相關社會問題，揭露偽科學。但是現實中的輿論環境，讓許多科學家對發表科普文章傳遞科學知識猶豫不前。

　　“我們今天科學的發展肯定是階段性的，現在認為的科學真理，也許在將來還會有新的認識和發展。”陳凱先說，科學的態度應該是追求真理、越辯越明。

　　齊讓告訴記者，公眾科學素質的定義包括科學知識、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能力。

　　在袁亞湘看來，做科普不是簡單地傳播科學知識，主要是要傳播科學精神、方法、觀念，讓大家講科學。“我是搞數學的，科普不是為了教大家數學知識，就好像我喜歡跑步，并不是為了拿冠軍，而通過跑步我心情愉快更加熱愛體育。”

　　科普是科學家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假如一個教授科普做得很好，但對他評職稱沒用啊，大家都以為做科研做不好才去做科普的，這是很要命的觀點。”袁亞湘苦笑著說。

　　科學家很少能從科普中獲得物質獎勵，做科普的動力往往源于自身的責任感和來自受眾的成就感。但對于最重視聲譽的科學家來說，這樣的動力常常敵不過科學界的不理解帶來的壓力。

　　“科普是需要經驗積累和鍛煉的。”中國首位卡爾·薩根獎得主鄭永春坦言，科普絕非易事。

　　鄭永春希望這種狀況早日改變，也試圖用自己的努力證明：科學家可以兼顧科研與科普工作，做科普不是“不務正業”，其社會價值一點兒都不比科研差。“如果學術界能夠形成共識，認可這份公益心，就是最大的支持。”

       科學普及作為創新的一翼，當前發揮的作用依然有限，其中除了“錢”的原因，“人”的因素無疑更為突出。齊讓告訴記者，中國科協今后將挖掘退休的老科技工作者的潛力，“他們有能力、有意愿也有時間做科普，今年打算培養一批科普講師，層層抓下去，希望能在每個縣都建立起一支科普講師隊伍。”

　　觀念的扭轉，需要時日。但袁亞湘堅信，再偉大的科學家也有進行科普宣傳的責任。“華羅庚是一位頂級的數學家，我從小就讀他編寫的《從1到無窮大》《哈哈靈機一動》等科普小冊子，科普做得好會影響一代人。”

　　(責編：賀迎春、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