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在為祖國和人民立德立言中實現價值

●科學技術發展中的一些基本價值問題，如可持續發展問題、克隆技術中的道德問題、人工智能發展邊界問題等，其提出和解決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

●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既缺少對現實的批判性思考和建設性成果，又缺乏抵御西方意識形態進攻的能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撐。哲學社會科學的創造性研究成果，可以為決策部門的頂層設計提供理論支撐。

●把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把頂層設計搞得更科學、更全面，經得起實踐檢驗、經得起歷史考驗，必須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

●話語權的核心是有理論支撐、有具體內涵的概念或范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通過特定話語的表達方式。

●為人民服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種服務無上光榮。單純滿足個人需要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有你不多， 無你不少”。

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對全體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和鄭重囑托。他提出了“兩個不可替代”的重要論斷：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兩個不可替代”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如果沒有哲學社會科學重要地位的不可替代，就不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重要作用的不可替代；如果沒有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同心協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哲學社會科學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也無從體現、無從確立。因此，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在為祖國和人民立德立言中實現自己的價值。

哲學社會科學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

在當代世界，科學技術代表的不僅是科技文化，而且是一種現實的物質力量，即生產力發展水平。從一定意義上說，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所達到的水平，就是一個國家生產力的水平。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科學技術是強盛之基，科學技術創新是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歷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總是與相應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在較長時間里為世界之最，科學技術也有相應的創造和發明，如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四大發明”。英國學者李約瑟以畢生之力寫就的多卷本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對此有過公正精辟的論述和評價。然而，當西方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后，中國仍然處于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運用新的科學技術，而中國仍然處于比較落后的手工業時代。從明朝中葉開始，中國漸漸落后于西方，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科學技術的落后。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制造出原子彈、氫彈、人造地球衛星這“兩彈一星”，研發出載人航天飛船、高鐵、“蛟龍號”載人深海潛水器等等，實現了“上天游月宮，深海探龍宮”，我國科技發明和技術創新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屠呦呦以青蒿素的發明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更令國人、令全世界華人為之振奮。當然，我國科學技術仍須努力創新，以新的科學發現和科技發明貢獻世界、耀我中華。但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來說，只有科學技術的發展還遠遠不夠；科學技術單軌獨進不可能持久，因為它缺乏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撐。

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歷史教訓表明，單靠發展自然科學與技術不足以保證社會主義的鞏固和發展。蘇聯的自然科學與技術不能說不發達，尤其在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和航天航空及軍事科學技術領域，都能與美國一爭高下。然而，蘇聯在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方面卻是失敗的。在指導思想上先是教條主義，后來在反對教條主義過程中逐步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最后發展到公開反對和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與此相聯系，全部哲學社會科學由于失去正確的指導思想而陷入混亂狀態。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但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既缺少對現實的批判性思考和建設性成果，又缺乏抵御西方意識形態進攻的能力。如果從哲學社會科學不可替代這個角度總結，可以說，蘇聯的失敗是因為以哲學社會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意識形態大潰敗。“衛星上天”與“紅旗落地”并存，充分證明了習近平同志的一個重要論斷，即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然科學與技術最為發達，可是自然科學與技術在改變人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在不斷使人類和人類社會自食苦果。在總體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生態問題、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突出，以及城市化、市場競爭激烈帶來的道德危機、價值失范和心理疾病增多，使人們認識到僅僅依靠自然科學與技術發展并不能實現幸福生活的理想。科學技術發展中的一些基本價值問題，如可持續發展問題、克隆技術中的道德問題、人工智能發展邊界問題等，僅僅依靠自然科學與技術自身不可能從理論和實踐上得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提出和發現，其解決的可能性和解決方式，都依賴于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沒有哲學社會科學的參與和研究，單憑發展自然科學與技術不可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困境。

當然，我們也有深刻的教訓。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不適當地取消了一些可以通過改革提高發展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包括社會學、人口學、政治學等，造成這些學科在我國很長一段時間處于空白期；而在“文革”中，哲學社會科學由于“左”的路線影響，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及其與共產主義相互關系的認識，以及對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規律、階級斗爭規律等的認識，思想模糊，理論界限不清。實際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包括政策性錯誤，不能說與對哲學社會科學中若干重大理論問題認識的混亂無關。

我們黨的歷屆領導人對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同等重要的問題都作過重要論述。有關部門也通過加大經費投入和其他多種方式，積極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毋庸諱言，在變化著的新的經濟社會條件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仍然存在諸多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對我國經濟發展起了極大推動作用。但這只“看不見的手”，也會以巨大的力量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及其工作者發揮“指揮棒”作用。市場經濟是以貨幣為中介的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是普遍的等價物。市場經濟對貨幣的崇拜容易滋生拜金主義，也會對哲學社會科學及其工作者產生不良影響。我們強調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通過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保證市場經濟的正確走向。當前，馬克思主義在一些地方和領域被邊緣化，一些基礎學科尤其是文史哲學科被冷落，主要是由于某些部門和理論工作者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而輕視社會效益造成的。在文化和出版事業中，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并不罕見；在學術研究領域，急功近利、學風不正的現象也時有耳聞。這些都不利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不利于出精品力作，不利于出人才，都是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須高度關注和大力解決的問題。有理由相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完善和成熟，自然科學技術與哲學社會科學比翼雙飛、相互推動的盛況一定能出現。

哲學社會科學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資源和重要手段

治國理政與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和方法是不同的。《史記》中記載了陸賈與劉邦關于如何治天下的一段對話：“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可見，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這是中國的一條歷史經驗。劉邦聽取了陸賈的建議，重用叔孫通制定政治禮儀制度，依靠蕭何等人參照秦朝法律制定《漢律九章》。漢朝之所以能成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王朝，應該說與劉邦醒悟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不無關系。

其實，何止中國歷史，世界歷史也是一樣。盡管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各有特點，但當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同樣面臨如何建立制度和法律的問題。他們從霍布斯、洛克、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愛爾維修、潘恩、杰弗遜、漢密爾頓等一批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和理論，形成了反映資產階級政治訴求的思想和觀點，制定了有利于維護資產階級長期統治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恩格斯曾經稱贊文藝復興時期的那些思想家，說他們是“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

在人類社會發展中，任何為取得政權而進行的革命，任務都比較單一、時間相對短暫。越是激烈的、暴風驟雨般的革命，時間越短。然而，治理國家和社會是長期的，必須有一套治國理政的思想理念和觀念，要逐步完善各項制度和法律。無科學制度、無完善法律的統治，必然失敗。無論是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國，還是占領北京的李自成的農民軍，他們在短暫勝利后的敗亡，都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說，奪取全國的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的第一步，只是序幕。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熟知中國歷史的他，把取得政權只看成序幕，一定認識到治國理政和制度化建設比奪取政權更加困難、更加重要。

不僅要從中外歷史中吸取經驗，還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中國是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國家，有長期的治國理政與睦鄰安邦的經驗。從對外說，中國人自古就推崇“協和萬邦”“親仁善鄰”；對內則倡導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為政以德、清廉從政、勤勉奉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都可以為我們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

當代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就開始了從奪取政權到治國理政的根本性轉折。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一個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世無先例的偉大事業。我們面對的是新的時代、新的國際條件，而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不僅包括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人與社會關系，而且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諸多方面。面對如此復雜的社會問題、如此輝煌艱巨的事業，一定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通過哲學社會科學多種學科、交叉學科、新興學科研究提供創造性研究成果，為決策部門的頂層設計提供理論支撐。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在解決時代問題中不斷發展的。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再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強調共同富裕、依法治國、公平正義，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每向前跨出一步，都會有不少理論問題需要論證和研究。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走出來的，不走就沒有道路，也不叫中國道路。中國道路在特定階段雖然沒有詳細的“路線圖”，但我們有“導航儀”，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其中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及其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有各門社會科學研究新成果的理論支撐。這是中國共產黨不會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會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斷加強治國理政的制度建設和能力建設，沿著既定目標前進的思想理論保證。

習近平同志對不斷加強治國理政制度建設和能力建設極為重視。他強調：“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這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奪取政權花了28年，但花了60多年進行社會主義的制度探索和建設實踐。我們有過教訓，也積累了經驗。近幾十年來取得了偉大成就，但也遇到不少問題。當前，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要把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把頂層設計搞得更科學、更全面，經得起實踐檢驗、經得起歷史考驗，必須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因為改革發展每前進一步遇到的問題，都既是實際問題也是理論問題。實際問題應成為理論研究的導向，而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應成為解決實際問題的鑰匙。

對擔負不同方面工作的領導干部來說，應具備相應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各級領導干部是否具有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和素養，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至關重要。不懂經濟學理論的人管理經濟，不懂文化理論的人管理文化，不懂管理學理論的人管理大型企業，不懂環境理論的人領導環境保護，都是搞不好工作的。有些領導干部不是不想干好，不是不想把一個地方或一個部門治理好，而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維和適應工作任務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和素養，不知道如何干。正因為如此，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面對自己承擔的艱巨任務，或者“亂治”，或者陷入“無為而治”“懶政”“惰政”，陷入無計可施、無路可走的困境。恩格斯說過，“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這個論斷，值得天天忙于事務而輕視理論工作的領導干部認真學習和思考。

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

哲學社會科學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充分認識自己的社會使命和責任。無論從事哲學社會科學某個專業的研究，還是從事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只要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就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的主體，就承擔著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歷史使命。

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的價值、作用和責任、貢獻就體現在為之獻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構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項戰略任務。話語權的核心是有理論支撐、有具體內涵的概念或范疇，而不是單純的詞語。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內核，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通過特定話語的表達方式。如果離開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所謂話語就只是一個詞或詞語，而且是可以表達不同內涵的詞語。如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可以存在于各種語言中。任何人都能夠應用、能夠作各種解釋的，不算話語而是詞語；當它成為特定階級、集團或不同政治實體使用的話語時，必定是由某種理論支撐，表達某種利益、要求或意愿，具有特定內涵的詞語。因此，關于話語內涵的爭論甚至斗爭，不是概念的爭論，不是詞語的爭論，而是不同理論的斗爭，是對具有某種政治和意識形態內涵的話語權的爭奪。

有些人總覺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廣大人民服務沒有學術水平，沒有品位，沒有個性。只有“為什么而什么”，諸如“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為哲學而哲學”，總之，“為學術而學術”，才叫水平、叫學術。似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工作沒有服務對象，沒有社會使命，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愛好和興趣。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毫無疑問，研究工作需要有個人的愛好和興趣、需要激情；沒有個人愛好和興趣，趕著鴨子上架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獲得成就的。但愛好和興趣可以成為研究的推動力，而不是研究的目的。學術研究需要自由，需要寬松的環境，需要鼓勵大膽探索；沒有創新精神，不突破舊的思想理論和觀念，永遠在思想僵化的籠子里研究，不可能有新成果、新見解。不斷重復雖然保險，但不可能創新。大家都走的路是平安大道，但不會看到新的風景。學術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追求真理、大膽探索創新、平等討論的必要條件。這種學術自由本質上是學術民主和學術主體性能動性的充分發揮。但學術自由不能理解為可以任意發表各種奇談怪論的自由、可以向真理發起進攻的自由。有人宣稱中英鴉片戰爭的責任在中國，不拒絕鴉片貿易就不會有戰爭；鴉片戰爭打的是腐朽的清朝統治者，而不是中國人民。按照此說，從1840年起多次列強入侵，打的都是統治者而與中國人民無關；瓜分的都是統治者的國土，而與中國人民的家園無關。我們不是聽見過有的論者說嗎：越是愛國主義越是賣國主義，越是賣國主義越是愛國主義。發表這種“高論”如果也叫學術自由，這種“學術自由”還是少點好。這是偽學術自由，是向學術真理進攻時的掩體和防身的盔甲。

學術為個人服務、自娛自樂的觀點仿佛很高尚，其實是高尚掩蓋下的低俗。英國哲學家羅素講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他在談到史學能夠而且應該為一般讀者做些什么時說，我并不認為歷史是為歷史學家寫的，我一直認為歷史是受過教育的人的學問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我并不認為詩歌只應由詩人朗誦，也不認為音樂只應由作曲家聆聽。這位大哲學家的話是對的。哲學著作并不是一個哲學家為另一個哲學家或另一群哲學家寫的，小說也不是某個作家為另一個作家或另一群作家寫的。沒有聽眾的音樂，正如沒有人閱讀的小說一樣，等于零。如果學術研究超不出學者自己的學術圈子，哲學文章和著作只是自己的獨白，或至多是少數哲學家的對話，這種學說又有多少意義呢？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有自己的社會功能，有自己肩負的使命。因此，我們應超出自我，超出自己的小圈子，面對社會，面對民族，甚至面對世界。在當代中國，應該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這是為歷經百年滄桑、飽受侵略者凌辱的千千萬萬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個人服務，這種服務無上光榮。這是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可替代的原因。如果社會主義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沒有服務意識，無視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無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只是單純滿足個人的需要，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可以說“有你不多，無你不少”。

現在有些人喜歡講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的傳統、士的擔當精神，借題說事，似乎誰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誰就是依附權貴，就是沒有中國傳統士的獨立精神。其實，真正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或士，也就是儒家講的君子，是有標準的，這就是講氣節、敢擔當。無論是《論語》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還是《呂氏春秋》中的“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都是對士的要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已把中國讀書人的責任提高到無可再高的地步。這才是中國傳統士人的精神。

思想自由是最具吸引力、最為人們贊賞的。思想自由的本質在于思考的自由。沒有人能強迫人或禁止人思考。孔子說過，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思想最具創造力，最需要獨立思考，反對禁錮。但思想自由的目的是發揮思考的創造力和創新力，發揮個人意志的能動性和爆發力。思想自由與責任不可分。有一分自由，就要承擔一分責任。要自由而不要責任，不是自由而是特權。英國劇作家蕭伯納說過，“自由意味著責任，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人懼怕它的原因。”但思想自由一旦為某種勢力或利益集團所獨享，變為它們的工具，就不再屬于思想自由范圍，而是屬于思想特權范圍。這時，評價的標準已經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概念，而是真理。誰占有真理，誰就擁有最大的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合理界線和責任當然應由法律規定，而不由某個人的主觀意志規定。學術自由與責任的連結點是法律、是法治；學術自由與追求真理相結合，這就是學者的責任和良心。

一些人樂于談論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倡導自由。其實，他們倡導的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觀點和行為都被視為反對自由。這種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士，是資本主義理想的崇拜者。無論是《通往奴役之路》還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歷史的終結》，捍衛什么，反對什么，清清楚楚。當然，以西方自由主義為旨歸的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中國沒有合適的生長土壤。近年來，面對西方吹來的新自由主義之風，附和者或倡導者也多有所見。不過在當代中國，這也只能算是枝頭蟬鳴，很難組成一個龐大的合唱樂隊，因為這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時代，這是一個能夠產生也應該產生偉大思想家和理論家的時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有廣闊的展現自己才能的天地。同時，我們又處在一個充滿物質利益誘惑和多種社會思潮碰撞的時代。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有堅定的立場、鮮明的旗幟、辨別理論是非的能力，還要有鍥而不舍的鉆研精神。馬克思說過：“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這應該成為我們所有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座右銘。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