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接近底部 增長還需六大動能

　　●如果宏觀政策比較得當，供給側改革能有實質性進展，今后一兩年內，經濟觸底是大概率事件。經濟觸底后，能夠在5-10年內穩定在中速增長平臺。

　　●在一些國有企業比重較大的產業中，依托國有上市公司開展產業整合，推動更多的國有企業改革成為混合所有制的公眾公司，提高國有資本證券化水平，既可以推動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又可以解決“僵尸企業”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到全面發展，新時期的結構變遷已經不局限于經濟領域，發展也不只是經濟建設，而是“五位一體”。這需要提升整體思維，超越經濟思維，樹立治理思維。建立以整體觀為核心，多層次、多角度、多方面形成合力的政策體系是化解產能過剩的根本途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等專家4日在參加中國體改研究會主辦的“第十四屆中國改革論壇”時就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以及下一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向前推進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中國經濟新動能蘊含在六大領域

　　中國經濟經過六年的回調以后，已經接近底部。從需求側來說，主要是三大需求，出口、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已經落地或者即將落地，其中前兩項已經見底，而房地產的歷史性拐點已經出現。今年一季度后，一線城市房價快速上漲拉動的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回升是一個短期現象，大概半年或者一年后，房地產投資會回歸常態，這種常態就是低速、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從供給側來說，兩個最重要的指標，PPI已經由負轉正，工業企業利潤已經開始恢復增長。由此可以判斷，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

　　經濟接近底部與觸底是兩個概念，如果宏觀政策比較得當，供給側改革能有實質性進展，今后一兩年內，經濟觸底是大概率事件。經濟觸底后，能夠在5-10年內穩定在中速增長平臺。但要保持中速增長，就需要促進新增長動能的發力。新動能可能出現在六大領域。

　　第一，要素市場扭曲導致的低效率領域的開放和競爭。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等產業在內的行政性壟斷比較突出的基礎產業領域應進行改革，這些領域投資已經不少了，但真正高效率的投資并不多，這些領域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潛力很大，這是中國最大降成本的地方，可以降低整個國民經濟生產和運營的成本。

　　第二，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農村集體土地改革，包括建設用地和宅基地的改革準備朝前推，但現在看來，進展不如預期，這件事不能再往下拖了。現在一線城市房價高企，而大量存在的小產權房沒有放開。這個事雖然敏感，但是回避不了，如果通過某種政策清理，比如該交的稅交了，該交的費交了，讓小產權房能夠名正言順地進入流通，如果農村集體土地能夠和國有土地一樣同價同權進入市場流通，一線城市的房價還會這么高嗎？

　　此外，如果北京周邊的農村土地改革不往前推進，人口均衡的分布難以實現，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也難以實現。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的改革對城鄉協調發展特別是大都市圈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都至關重要。

　　第三，要特別關注經濟下行過程中的產業分化。最近幾年出現的地區分化、行業分化、企業分化包含了很重要的信息，這是企業轉型升級、創新的信號。過去我們講了很多年要轉型升級，為什么轉不了？因為還不到時候，現在不轉不行了，所以轉型升級創新都是大形勢下被逼出來的。事實上，有些地方還在保護那些落后的、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比如企業購并過程中，把好的和壞的捏在一起，差的企業一般是好不了的，但是時間長了以后，好的企業可能就被拖垮了。

　　第四，現代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物流、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還有像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社會性服務業，發展潛力都很大。特別是通過對外開放帶動對內開放，大有文章可做。

　　第五，新技術，特別是“互聯網+”實體經濟，這些年進展非常快，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在發展過程中與現行的管理制度，特別是監管制度之間產生了矛盾沖突，其中網約車就是明顯的例子。現行監管體系從監管理念、能力、水平和方式上需要轉變，實現在創新中監管，在監管中創新。

　　第六，前沿性創新領域，比如新能源、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我國在這些領域與國際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但基礎研究、大學教育、自由探索的體制機制仍有較大差距，這個短板不補上，就沒有成為真正創新型大國的長期、可持續的基礎。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

　　“去產能”可以企業兼并重組為主要方式

　　目前我國許多制造業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化解產能過剩將成為未來2-3年甚至更長時間經濟工作的重點。但是簡單的關閉過剩產能又會導致地方政府面臨財政收入減少、債務違約事件增多、大規模失業等問題，從而影響社會穩定。

　　我國產能過剩行業普遍存在產業集中度較低、企業規模偏小、競爭混亂等問題，這與美國早年的產業發展狀況極為相似。市場集中度低與產能過剩一樣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美國早期產業發展經驗，提高產業集中度，可以使企業的市場行為更加理性，市場分工更加明確，在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以及金融機構的博弈中更具主動性，具有更大的議價空間和議價能力。為此建議：

　　第一，去產能以企業兼并重組為主要方式，實行以“行業龍頭企業和金融機構共同主導產業整合”的基本運作模式，提高產業集中度。

　　這里所說的行業龍頭大企業，可以是國有企業，也可以是民營企業；金融機構則可包括原來就與該產業的企業有業務往來的銀行與信托機構，也可以包括專業于兼并重組的股權投資基金；金融機構與企業也可以“債轉股”，在一定時期內作為股東參與企業的活動，以后再擇機退出。通過行業龍頭和金融機構共同主導產業內企業的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推動產能過剩產業“供給側改革”，同時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二，在部分產業中以國有企業為抓手，加快推進產業整合重組，同時促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目前，產能過剩較為嚴重的鋼鐵、煤炭、水泥、石化、有色金屬等行業多為國有企業較為密集的行業。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加之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績觀、財政預算的軟約束、模糊的土地產權，導致國有企業在過度投資和產能過剩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目的和使命之一就是彌補市場失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抓手。因此，在一些國有企業比重較大的產業中，依托國有上市公司開展產業整合，將零散的國有資本和其他社會資本集中到上市公司和優勢企業，推動更多的國有企業改革成為混合所有制的公眾公司，提高國有資本證券化水平，既可以推動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又可以解決“僵尸企業”的問題，還可以防止地方政府通過干預國有企業而引發產能過剩。

　　第三，完善資本市場功能，掃清產業資本運作障礙。

　　資本市場對企業發展意義重大，股票市場在企業并購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我國資本市場尚不完善，嚴重阻礙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在當前實體經濟下行、迫切需要產業重組的背景下，完善資本市場功能尤為迫切。中國證監會對企業并購重組的監管非常嚴格，手續非常復雜，審批時間非常長，導致企業并購重組比上市還難。證券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減政放權，減少審批事項，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做好服務上來。

　　第四，社保政策托底，為“去產能”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

　　用企業重組的方式去產能，企業破產較少，產生的失業也較少，但仍然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職工下崗。企業破產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是優勝劣汰的必然結果，政府需要做的是最大限度地緩解因此所造成的社會矛盾。首先，國家可以通過完善相關法律，保護破產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其次，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資成立破產企業職工補償引導基金，引入社會資本實現商業化運作，國家為這些基金的運作提供優惠條件。最后，暢通政府、行業協會、企業、職工的溝通渠道，建立微觀主體的“多邊談判”機制，通過談判解決破產補償問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去產能”要發揮好財政與金融合力

　　我國產能過剩頑疾的成因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部分關系“國計民生”的競爭性行業市場化進程滯后，國有經濟退出機制不健全。一方面，政府希望國有經濟在這類產業中保持一定的“較強影響力”，政府在這類行業中保留了大量管制性、干預性的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傾向于支持國有大型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這類大型國有企業資本規模大、人員多，政府不希望大企業破產退出造成經濟下滑、失業加劇、財政收入銳減，故而一些落后的國有企業難以退出市場。

　　第二，中央、地方對產能過剩行業共同施加有缺陷的產能管制政策，造成產能無序擴張。采用行政管制手段治理產能過剩，政策部門必須對未來供需形勢、未來市場需求規模與需求結構進行準確預測，但是這種誤判恰恰成為政府失靈的重要根源。

　　第三，資源和要素價格扭曲是體制性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無論是土地、資本，還是水、電、氣等，要素資源配置的權利仍有很大部分掌控在政府手中，價格雙軌制、產權模糊不清等現狀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

　　第四，許多化解產能過剩的政策有可能進一步扭曲產能過剩問題，導致市場機制失靈。根據調研，企業自身雖也有壓減產能的意愿，但又擔心全國缺乏統一部署，其他企業不壓減，造成“誰先動誰被動”的局面，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市場調節機制失靈。

　　地方政府出于對財政收入、就業以及經濟總量的考慮，傾向于保護規模大、高產能的企業，擴大規模和產能仍然是企業的主要選擇。針對產能的財政補貼加快了行業產能的爆發式增長，造成了行業產能的過剩以及企業之間的過度競爭和價格戰；使得本應獲得政府大力支持的研發環節得不到足夠的資金支持，難以突破核心技術。這種邏輯促使產能不斷擴大，陷入產能過剩頑疾的政策怪圈。

　　從經濟增長到全面發展，新時期的結構變遷已經不局限于經濟領域，發展也不只是經濟建設，而是“五位一體”。這需要提升整體思維，超越經濟思維，樹立治理思維。建立以整體觀為核心，多層次、多角度、多方面形成合力的政策體系是化解產能過剩的根本途徑。

　　第一，財稅可適當提供間接的去產能補貼。補貼重點放在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統籌接續以及職工再就業培訓，并加大對社會性職業培訓機構的稅收優惠。

　　第二，發揮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引導作用和窗口指導作用。嚴禁對違規項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資；對主動化解過剩產能和進行產業整合的企業給予融資支持。

　　第三，完善不良資產處置機制。淘汰過剩產能的過程中，商業銀行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不良率上升甚至不良資產集中爆發的問題。針對去產能重點地區，適度降低資產管理行業準入，豐富和創新不良資產處置方式，繼續推進不良資產證券化。地方財政部門可推動成立專門的行業重組金融公司，集中處置不良資產；地方政府建立企業金融債務重組和不良資產處置協調機制。（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