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不怕遠征難》:未被遺忘,那些無名的英雄
摘要: 八十年前的長征歷史怎么講?作為一部獻禮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的紀錄片,正在北京衛視播出的《紅軍不怕遠征難》并不想按套路出牌。 實景重現,影視化翻拍,雙
八十年前的長征歷史怎么講?作為一部獻禮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的紀錄片,正在北京衛視播出的《紅軍不怕遠征難》并不想按套路出牌。
實景重現,影視化翻拍,雙講述人交叉敘事,并首次讓無名的紅軍戰士擔綱主角——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導演團隊選擇徹底顛覆紀錄片的慣常手法,他們想為八十年前的同齡人立傳,也希望此后人們書寫的長征史中,那些無名英雄不會被遺忘。
零素材,歷時一年才拍完
《偉大的抗美援朝》《砥柱中流——偉大的敵后抗戰》《偉大的貢獻》《解放——人民的選擇》……熟悉電視紀錄片的觀眾都知道,這些作品都出自一個神奇的節目組——北京衛視《檔案》。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拍一部長征題材的紀錄片的任務,自然又落在了這個身經百戰的節目組身上。
不過,經驗豐富的總導演吳志勇沒有預料到,這個任務竟如此艱巨:計劃拍攝9集、時長至少在540分鐘以上,然而在一年前做資料準備時,竟找不到一段超過3分鐘的相關影像資料,“之前我們做抗戰題材,有很多相關的影像記錄可以直接用,但長征的材料少之又少。”無奈,大家只能用笨辦法——重走一遍長征路,實景重現長征歷程。
2015年10月17日,導演組從江西于都出發。他們沿著中央紅軍當年長征的路線,途經廣東、湖南、廣西等地,爬雪山、過草地,祭掃紅軍烈士紀念碑、無名烈士墓,歷經三個多月,直到今年春節前后才返回北京。回京后又是兩個月閉關,導演組所有成員吃住在一起,翻閱與長征有關的材料,選擇取景地、找故事、寫本子,直到2016年4月,該片正式開機。“過去,三個月可以拍完一部片子,這次前后拍攝整整用了一年時間。”吳志勇說。
缺群演,當地武警來扮演
周期長、難度大,是導演組的最大感受。
八十年過去了,被時間改變的東西太多。導演組來到紅軍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夾金山時,正值1月,山上積雪并不多,但按照史料記載,當年6月翻雪山的紅軍在此凍死眾多。“我們一打聽,才知道夾金山是4月開始落雪,這和我們早期的預判相差甚遠。”吳志勇說,導演組只能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我們找到了海拔4100多米的巴朗雪山,那里還保留了不少原始地貌。”
也有些地方,保持了當年紅軍長征時的原狀,但卻因為“太真”反而增加了拍攝難度。吳志勇舉例說,紅軍過草地時走過的四川洛爾蓋草原,往深處走草地下都是腐泥,“光是到達這片草原,從甘肅出發就要一天的車程,還要帶著拍攝器材和群眾演員去拍,難度其實是很大的。”有人勸導演組不要死腦筋,“拍草地,去內蒙古取景就好了”,但導演組還是堅持在此拍攝,“紀錄片不是要拍得美,而是要還原事實真相。這片草地是紅軍犧牲最多的地方,換了別的地方拍,就離歷史太遠了。”
實景重現,是《檔案》導演組在拍攝《偉大的貢獻》時首次采用的手法,但當時取景是在影視城,關于人員、景致和道具,都更為便利,而這次拍《紅軍不怕遠征難》卻是實實在在的雪山和草地,連專業的群眾演員都很難找到。吳志勇說:“雖然是重現的手法,但紀錄片的根本是追求真實,當年長征的紅軍飽受饑餓和環境摧殘,外形都是精瘦的,而影視城里的群眾演員很多都是白白胖胖的,沒法滿足要求。”所幸,導演組路經的長征沿線各地,對紀錄片的拍攝都給予了很大支持,最后片中出現的紅軍都是由當地服役的武警扮演的,“軍人的精氣神一看就不一樣,更貼近當年的紅軍戰士,也算是‘歪打正著’了。”
找故事,為無名戰士立傳
《紅軍不怕遠征難》導演團隊很年輕,平均年齡不到30歲。實地探訪并翻閱了各種史料后,他們發現,八十年前那些創造了人類歷史奇跡的紅軍戰士,平均年齡還不到20歲,“可以說是比我們還小的一幫孩子,但他們做的是改變中國的事情。”
導演組最終確定,“一群年輕的無名英雄”是這次的主題,每一個在片中出現過的人物,都用字幕強調了他們的年齡:10歲的劉福昌、17歲的鄭金煜、19歲的石長階、22歲的鄧詩方……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讓故事變得立體起來。“我們一路前采時發現,絕大多數紅軍戰士是無法核實身份的,他們的墓碑上只有姓名和籍貫,有的甚至只有綽號,出生年月也是不詳。有些人物只能靠后期戰友的回憶一一核對,才能大致確定這個人的身份。”
導演組是第一批長征故事的觀眾,能夠深刻觸動他們的故事,才會被選中。在湘江邊上,他們找到了一位90多歲的當地鄉民,當年的湘江戰役讓紅軍從86000多人銳減至30000余人,紅軍的尸體一度阻塞河流,在江灣處堆積,后來是當地百姓自發為紅軍收回遺體并安葬。“我們問老人家,紅軍遺體的安葬地在哪兒?這位老人本來已經記不清很多事情了,但談到這個卻異常的精神。他說,我們一路走過來的那條柏油路下,都埋葬著紅軍的遺骨。”吳志勇回憶,當時整個導演組幾乎都哭了,“之前離開江西時有很多老鄉拜托我們,如果找到了他們家人的墳墓,記得給他們報個信兒。如今我們找到了,卻不知道該如何報信兒,因為不知道犧牲在此的那些戰士的姓名。”
吳志勇由衷感慨,紀錄片人過去都習慣于在資料堆里找故事,可真正最能直通心靈的,莫過于殘酷的事實,“當我們走在當年紅軍走過的路上,更能明白當年他們為了什么而戰斗。我們如今的和平生活,建立在英雄的犧牲之上,而歷史應該記得他們做過的一切。”
責任編輯:ldm
(原標題: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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