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局獨家回應：如何衡量我國真實的外債風險？

　　近期，國家外匯管理局（以下簡稱外匯局）公布了截至2016年一季度我國全口徑外債數據，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于我國外債規模及償付能力的各種猜測和評價，也甚囂塵上。

　　縱觀2001年以來我國外債余額變動、結構變化及潛在風險，以及深入分析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債情況，可得知我國外債風險目前處于總體可控的狀況。未來，需構建和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政策協調配合，共同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近15年來外債規模快速上升

　　2001年以來，我國外債規模快速上升。

　　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之后，伴隨著涉外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外債規模（不包括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和臺灣地區對外負債，下同）從2001年的2033億美元快速增至2015年末的14162億美元，年均增長率超過14.8%，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直到2015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國內經濟下行等影響，外債規模略有下降，2016年一季度末全口徑外債余額為13645億美元。

圖1 2001年-2016年一季度末我國外債余額變動及增長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

　　進出口貿易快速發展帶動短期外債迅速增長。近年來，短期外債增長較中長期外債增長更為迅猛，是推動外債總規模擴大的主要原因。

　　2015年末，我國短期外債余額達9206億美元，較2001年末增長了近10倍，年均增長率超過18.6%，高出同期中長期外債年均增長率8個百分點。目前，我國短期外債主要由與貿易有關的信貸（包括貿易信貸與預付款、銀行為進出口企業提供的貿易融資等）、非居民（機構和個人）存款、境外短期商業貸款等構成。從其構成看，與貿易有關的信貸占短期外債的比重較高（如2012年3月末該占比超過75%），其變動占短期外債余額變動的平均比值超過50%（2009年更是高達97%）。

　　與貿易有關的信貸之所以快速增長，主要是由于我國對外貿易增長迅猛：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2001年的5097億美元持續增長至2014年的4.3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超過17.8%。2015年，隨著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回落至3.96萬億美元，短期外債余額才相應下降。

圖2 2001年-2016年3月末短期外債余額及占比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

　　外債期限結構優化，去杠桿進程逐步放緩

　　近年來，我國外債總體情況逐步改善，其期限結構、數據透明度、去杠桿進程等均有所優化，促使外債規模逐漸趨穩。

　　首先，外債期限結構有所優化。2001-2013年，隨著短期外債的快速增長，短期外債占比（即短期外債余額占外債余額的比重）快速上升，由2001年的41%上升到2013年的78%，上升37個百分點。此后，隨著短期外債增速放緩甚至下降，其占比逐步回落至2016年3月末的62%，較峰值下降了16個百分點。同時，中長期外債占比則由2013年末的22%上升至2016年3月末的38%，外債的期限結構明顯改善。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短期外債占比略高，但由于其中近五成是與貿易有關的信貸，一般均以真實的商品交易為基礎，對外支付多以貨物貿易為背景，大部分并沒有實際的資金借入，且基本上沒有利息支付，因而相應的外債償付風險不大。

　　其次，將本幣外債納入統計，提高了我國外債數據透明度。

　　2009年以來，隨著跨境人民幣業務的迅猛發展，人民幣外債規模不斷擴大。為更加全面、準確地反映外債總體規模，國家外匯管理局自2015年起按照IMF數據公布特殊標準（SDDS）對我國外債進行分類和統計，并按季對外公布我國全口徑外債數據，實現了與最新國際標準的接軌，提高了我國外債數據的透明度和國際可比性。

　　具體來看，將本幣外債納入外債統計，僅是外債統計范圍和方法上的調整，不會增加實際的對外債務償付金額，因而不會引起償還責任的變化。截至2016年3月末，人民幣外債余額為6053億美元，占44%。這部分外債為本幣外債，不存在貨幣錯配風險和匯率風險，將來對外償還時不需要支付外匯，不直接消耗外匯儲備，因此風險不大。

　　其三，外債去杠桿進程逐步放緩。2015年以來，受美聯儲加息、國內經濟下行等多因素影響，境內機構開始對外債去杠桿，外債規模逐步下降。

　　從流量看，2015年我國外債項下流入資金（即借用外債資金）12238億美元、流出資金（即償還外債本息）15850億美元，凈流出資金3612億美元；相比之下，2014年我國外債項下流入資金23533億美元、流出資金16960億美元，凈流入資金6570億美元。

　　從存量看，2015年1至4季度，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分別為16732億美元、16801億美元、15298億美元和14162億美元，總體上呈現逐步下降態勢。2016年3月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繼續下探至13645億美元，較2015年末減少517億美元，降幅3.6%，較2015年第四季度降幅低3.8個百分點。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入，目前部分企業已接近完成債務去杠桿化進程，“直接投資：公司間貸款”（以下簡稱公司間貸款）等外債余額開始止跌回升：2016年3月末，公司間貸款余額較2015年末增長149億美元，增幅為7%，扭轉了2015年以來的下降態勢。

圖3 2014年末以來全口徑外債余額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

　　其四，跨境融資便利化政策落地，將推動外債規模趨穩。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的通知》（銀發〔2016〕132號），自2016年5月3日起，將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試點擴大至全國范圍內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對金融機構和企業，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不實行外債事前審批，而是由金融機構和企業在與其資本或凈資產掛鉤的跨境融資上限內，自主開展本外幣跨境融資。未來，隨著上述跨境融資便利化政策的正式落地實施，我國外債規模將進一步趨于平穩。

　　審視全球各國外債安全線

　　外債作為一種資源，適度利用有助于一國經濟發展，但如果過度依賴和不合理使用則可能產生債務風險。

　　國際上通常采用一些流量指標和存量指標來衡量經濟體與外債有關的潛在風險。其中，流量指標主要用于衡量經濟體的償付能力，包括負債率、債務率、償債率等；存量指標主要用于衡量經濟體是否有能力獲得足夠的流動資產以履行其短期償付義務或是否面臨流動性問題，主要包括短期外債余額與外債總余額之比、短期外債余額與外匯儲備之比等指標。

　　其中，負債率反映經濟體外債規模與其經濟實力之間的關系，目前國際上比較公認且相對保守的安全線為20%；債務率則衡量外債可持續性，通常出口能力越強，外債清償能力越大，國際公認安全線為100%；償債率則是綜合反映償付能力和流動性的混合指標，國際安全線為20%。而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之比這一指標，反映當經濟體償還外債的其他支付手段不足時，可動用外匯儲備資產來償還外債特別是短期外債的能力，國際安全線為100%

　　由此分析，可得出我國外債風險的國際水平。

　　從外債存量規模看，世界銀行的季度外債統計數據顯示，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荷蘭的外債規模，位列向世界銀行報送外債數據的75個經濟體的前5位，其2015年末外債余額最高的美國和英國分別為177104億美元和82539億美元。外債規模位列發展中國家前列的分別為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墨西哥，其2015年末外債余額分別為14162億美元、6650億美元、5158億美元和4181億美元。總體上，發達國家外債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其中美國又遠超世界其他國家，體現了各國利用外債資源及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

　　從外債風險指標看，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負債率等大部分指標在公認的安全線以內，而美國、英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各項安全指標高于公認安全線，但卻未發生債務危機，表明發達國家的外債抗風險能力較高。

　　一方面，發達國家貨幣是主要的國際結算和儲備資產貨幣，其本幣外債占比較高（如美國本幣外債占比高達94%），外債償還受匯率波動影響小，還可通過發行貨幣的方式來償還債務；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及前景相對較好，金融市場相對發達，通過發債等在國際市場上籌借資金的能力較強。

　　表1 部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2015年末外債風險指標

金額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季度外債數據統計庫（QED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IFS）。

　　我國外債風險總體可控

　　縱觀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本世紀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其外部表現為負債規模超出了其清償能力，到期無力償還債務，但深層次原因都是國內經濟發展乏力、經濟結構不合理、對債務過度依賴、外債資金使用效率低等多項因素的綜合作用。

　　因此，為有效防范外債風險，客觀上要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政策加強協調配合，共同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從我國情況看，隨著近年來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國民經濟總體上呈現持續快速增長，對外經濟蓬勃發展，外匯儲備增長較快。雖然2015年以來面臨國內經濟下行、經濟結構調整等困難，但經濟增長速度仍居世界前列。

　　在此背景下，盡管我國外債規模在持續擴大，從1985年的158億美元上升至2016年3月末的13645億美元，但主要外債風險指標一直處于低位。例如，2015年末，我國負債率為13%，債務率為58%，償債率為5%，短期外債和外匯儲備之比為28%，均在公認的安全線以內，也優于發達國家和經濟規模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關外債風險指標，

　　因此，總體上看，我國外債風險可控。

　　下一步，外匯局將繼續積極構建和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密切關注外債總體規模及結構變化等情況，加強事中事后監測分析，有效防范外債期限和幣種錯配等風險，并以此防范異常跨境資金流動風險，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本文作者系國家外匯管理局資本項目管理司司長 郭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