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華：中國道路：扎根本土的民主政治最可靠

　　西方精英階層通常認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是唯一可行的發展“范式”，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唯一科學的政治模式。然而，近年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大幅提升的“中國經驗” “中國奇跡” “中國道路”受到全世界日益廣泛的關注。中國道路對于其他國家的發展實踐而言，具有非常深層的世界意義和歷史意義，它打破了西方道路是“唯一正確” “普世適用”的神話，也破除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的迷信。歷史證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形式的政治民主，各個國家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建立合適的民主政治制度。既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封閉僵化”，也不能“改旗易幟”，而要不斷與時俱進、發展完善。

　　一、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封閉僵化”，“中國奇跡”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經濟建設的協調發展

　　中國道路的成功充分說明，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必須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堅持改革開放，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至7800美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5%，貧困人口大幅減少，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大幅提高，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主要對外投資大國等等，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取得經濟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也無人能夠否認。但是，有人對于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依然存在一定的偏見和質疑。有一種典型的觀點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嚴重滯后于經濟建設”。這種觀點有失偏頗。我們并不否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還不完善、還有許多值得改進的方面，但是，并不能據此無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的特有優勢和巨大作用，否則就不能完整揭示“中國奇跡”的內在邏輯。毫無疑問，中國道路的成功肯定離不開民主政治的發展，那種否定和質疑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成就的觀點嚴重背離了現實情況，在邏輯上也講不通。鄧小平曾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4頁）經濟與政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如果沒有政治發展與之相適應，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持續。從本質上講，政治體制改革是通過上層建筑調整來適應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務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推動整個社會不斷進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四大原則下不斷發展，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自信。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的：“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中國的和諧穩定和協調發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中國這樣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多民族大國，最怕一盤散沙、四分五裂，而能夠把13億人口的力量凝聚起來，除了中國共產黨，沒有其他任何一個組織具備這樣的條件和能力。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注意力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對這一點我們有深切的體驗，因為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親眼看到了它的惡果。中國人多，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會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10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內戰’不一定都是用槍炮，動拳頭、木棒也打得很兇。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4—285頁）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正是通過這種民主模式，中國真正實現了傾聽民聲、廣集民智，做到了政治穩定、決策有效，確保了經濟繁榮、社會發展，展現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強大生命力。

　　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的本質和核心，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不斷凝聚力量。中國建立和運行了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構成的民主政治制度體系，切實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夠實現“良政”和“善治”，歸根結底在于我們黨和國家始終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調動了人民群眾的智慧、力量和積極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要凝聚“全國13億人的智慧和力量匯集起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 。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成績的。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提供著法制保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保障和基本內容。民主與法治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兩大基本目標，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沒有民主，法治就成了無源之水；沒有法治，民主便失去保障。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是科學高效的民主制度，是我們黨和國家最大的制度優勢。鄧小平強調：“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堅持這個傳統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來，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事情。”（《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12頁）民主集中制既能保證統一領導，又能充分凝聚各級領導以及廣大群眾的智慧和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眾人拾柴火焰高”，民主集中制是“一套比較有效的工作機制，大家各負其責，共同把工作做好” 。民主集中制還決定了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級與下級的關系，既能保證中央的統一領導，又給予地方以適當的自主權；既保證上級令行禁止，又充分發揮下級、群眾的積極性。

　　二、不能以民主政治建設為幌子“改旗易幟”，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上要有政治定力

　　中國道路的成功充分說明，只有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和人民幸福的民主才是好民主，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正是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和人民幸福的有效制度。從本質來講，民主制度是上層建筑，它是由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決定的，要服務于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發展。因此，判斷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是否適宜、合理、具有優越性，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能夠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需要，是否使全體公民共享了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

　　西方民主經歷了較長時期的發展，與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及資本主義制度基本適應。西方國家的當代民主制度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傳統中演化發展而來，期間也經歷了許多波折和變化。恩格斯指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正觀認為奴隸制是公正的，1789年資產階級的公正規則要求廢除被宣布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關于永恒公正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因人而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23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西方民主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中能夠基本滿足其政治需要：滿足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滿足資本家統治工人的需要，滿足西方社會對民主的歷史認知，滿足西方文化對民主的要求。西方民主在具體的實踐、民主程序、民主規則及其理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為其他國家所借鑒。但把西方的民主當作人類的“普世價值”強加給各國人民并封其為最高價值，是不恰當的。例如，被美國稱為“民主樣板”的菲律賓，當年在美國占領軍的幫助下完全按照美國模式建立起民主制度，但是民主并沒有為菲律賓人民帶來經濟上的好處，菲律賓現在是東南亞經濟增長最慢的國家，至少30%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總統是民眾選出來的，但是這些總統最終都背負貪腐的指控。從世界范圍來看，最近10年來，高加索“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烏克蘭危機、敘利亞戰亂等事件的發生，無一不是西方民主制度強力輸出的結果。那些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民主”政體，并沒有給相關國家帶來穩定和繁榮，相反卻使這些國家陷入了長期的動蕩和不安，甚至跌入了內戰的深淵。

　　2014年4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演講時指出，“世界是多向度發展的，世界歷史更不是單線式前進的。中國不能全盤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否則的話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后果”。實際上，民主制度沒有一成不變的恒定模式，其自誕生的那天起，就在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地域中存在著不同的形態。西式民主也許是適合西方社會的較好選擇，但是未必適合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每個國家的民主模式應該反映各自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特點，具有本國特色，而不能奉行“拿來主義”，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照搬照套。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的旗幟。中國共產黨自誕生起即以人民民主為追求目標，一直在探索、發展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之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救國救民的歷程中幾乎把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形式都進行了實驗，包括君主立憲制、五權分立制、議會制、總統—內閣制、多黨競選制等，但都失敗了。只有中國共產黨實行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取得了成功。相對以多黨制、三權鼎立為主要特征的西式民主不斷暴露出的弊端和局限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以其特有的優勢保障了中國的持續發展，創造了中國奇跡，從而受到了世界普遍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夠更加有效地促進生產力發展和增進人民福祉，是因為其具有獨特的制度優勢：

　　一是在民主基礎上形成正確的集中，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能形成全黨全國的統一意志，有效整合社會資源，高效率地貫徹執行，有效避免了權力掣肘的問題。相反，西方民主培養出個人主義，難以實現民主與集中的辯證、有效統一。西方民主建構在原子主義理論的基礎之上，過分強調個人及個人權利對社會的優先性，把社會當作是實現個人目的的工具，在此理論統領下的公民社會是必然要出現權力掣肘問題的。 

　　二是在實現廣泛的民主權利的同時，正確集中各方意見，協調不同利益，集體行使權力，科學作出決策，保證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實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西方民主雖然形式上體現為全民民主，但實質是資本的民主，是適應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民主。對此，恩格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只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同上，第33頁）“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同上，第559頁）當前，西方國家利益集團綁架政治的現象隨處可見，院外集團、游說已成“制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說“民主已死”。2014年12月4日《紐約時報》著文：“現代治國面臨一道離奇的悖論：要滿足公眾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眾很容易被動員起來反對這些改革。”在這樣的情況下，是沒有辦法調動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建設與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

　　三是能夠使政權具有高度的穩定性，政策具有明顯的連續性，保證了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得以長期堅持和實施。《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費里德曼說：“如果需要的話，中國領導人可以改變規章制度、標準、基礎設施，以維護國家長期戰略發展的利益。這些議題若換在西方國家討論和執行，恐怕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他感嘆道：“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適應了中國歷史與國情對政治制度提出的總體要求，保持了國家的長期穩定發展，提高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體現出鮮明的制度優勢。

　　三、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因循守舊”，必須根據實踐變化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不斷完善

　　中國道路的成功充分說明，每個國家一方面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認為民主政治建設可以一勞永逸，必須隨著自己國家各項條件的發展變化而與時俱進地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

　　95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探索和完善適合自己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

　　一是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廢除了實際上存在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確保了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正常換屆和領導人員有序更替；

　　二是不斷鞏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基層群眾自治，實現了內容廣泛、層次豐富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

　　三是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匯聚人民群眾的智慧；

　　四是確立和貫徹全面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基本方略，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五是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制機制，形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保證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

　　此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了廣納群賢、人盡其才、能上能下、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民主決策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證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匯聚民力等方面取得重大進步。我們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豐富，民主水平不斷提高，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有效行使，實現了秩序、效率和民主的協同共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主政治。

　　正是因為深深扎根于中國大地，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借鑒了人類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中國特色的民主建設碩果累累，奠定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堅強政治基礎。

　　面對中國民主所創造的輝煌成就，曾經放言“歷史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不得不改口：“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成為國際舞臺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世界大國，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實踐成果，也是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的生動證明，同時也破除了西方民主為普世價值的神話。中國道路的成功充分證明了，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歸根結底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具體國情和歷史文化條件。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民主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內生于中國國情基礎上的，它扎根于本土，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向前推進，還將繼續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完善。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