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遷子女學前教育 如何由邊緣地帶成中心舞臺

　　孫萬帥 繪

　　伴隨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隨遷子女如何受教育成為城鎮化進程中無法繞過的問題。特別是處于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前教育，當前基本情況如何，存在怎樣的問題，需要做哪些改進？上海師范大學“中國都市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前教育課題組”對此展開調查，并于近期完成了研究報告。

　　課題組負責人、上海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陸建非教授認為，當前城市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前教育基本處于“邊緣地帶”，沒有得到充分保障，要成為“中心舞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近日，記者專訪了陸建非，力圖探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前教育面臨的困境與出路。

　　隨遷子女學前教育基本屬于“邊緣地帶”

　　記者：為什么課題組要關注中國都市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前教育狀況？這個問題具有怎樣的現實針對性？

　　陸建非：我國歷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的快速大幅增長是我國人口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一個極其明顯的特點。如2013年上海有2400多萬常住人口，其中外來人口占比41%。部分地區教育資源的存量無法適應外來務工人員聚居的特點，帶來入園難、入托難的狀況。

　　開展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教育是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和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增進都市文明與和諧發展的必然要求。今天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狀況決定著明天都市居民素質，關注他們也就是關愛中國都市的未來。

　　記者：在隨遷子女接受學前教育的政策與管理制度層面，主要大城市做得怎么樣？近些年呈現出怎樣的變化軌跡？

　　陸建非：近十幾年來，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在隨遷子女學前教育政策上大致經歷了從“政府不管”到“管理邊緣化”的轉變。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行政治理模式，政府尚未明確由哪一個行政管理機構來統一管理。對具體城市而言，所出臺的政策大都是原則性的，鼓勵所轄區縣分別開展符合區域特點的多元化治理模式。

　　不少城市出臺了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綱要，但更多關注義務教育及義務教育后階段，學前教育基本屬于“邊緣地帶”，更極少有“綱要”出現“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字樣。對于針對隨遷子女開展學前教育的機構名稱，各地叫法不一，上海通常稱為“民辦三級幼兒園”或“看護點”，深圳稱為“普惠幼兒園”。

　　記者：在隨遷子女入園的外部管理方面，通過調查發現存在怎樣的問題？

　　陸建非：隨遷子女入園管理在行政上出現多元主體，有的隸屬于鄉鎮教育辦公室，有的隸屬于街道，衛生管理歸口衛生局，教育教學業務歸口教育局，多頭共管導致呈現出松散和混亂狀態。教育局對于看護點的行政管理注重衛生與安全檢查，不時關閉一些條件較差的，基本不提供園長培訓或教師培訓等業務學習活動，教育局的工作匯報中也很少提及看護點對教育的貢獻度。這種管理主體多元、以管控管治為主的管理方式，實際上很不利于看護點的運行發展。

　　“打工者”心態導致教師育人行為出現偏差

　　記者：當前，以隨遷子女入讀為主的幼兒園在內部管理上呈現怎樣的特點，特別是存在哪些局限？

　　陸建非：幼兒園、看護點內部行政管理不同主體價值取向不一，影響著辦學質量，制約了管理的整體水平。對于以隨遷子女為主的民辦幼兒園常存在一些矛盾關系，即經營者和管理者、雇主與被雇傭者的關系。舉辦者、經營者價值取向以營利為主，而管理者價值取向以人為主，兩者相違背時，“營利至上”的價值觀會占據主導地位，這就不利于育人目標的實現。

　　此外，管理者自身結構性缺失也制約著管理水平的提升。這些幼兒園管理者年齡結構老化，專業水平較低，缺乏專業性領導能力，發展規劃不清晰，對幼兒園或看護點的管理側重于眼前。他們也往往缺乏業界的指導與培訓。

　　記者：在教師配備方面，隨遷子女入讀的幼兒園、看護點情況怎么樣？

　　陸建非：當前，隨遷子女入讀的幼兒園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教師流動頻繁，幼兒園只能在夾縫中生存。這里的教師大多不具有教師資格證或不是學前教育專業出身，他們很少接受培訓，缺乏與外界交流業務的機會。從年齡上看，教師以20－25歲的未婚大中專院校女性畢業生為主，70%的教師工齡在3年以內；而保育員以年齡偏大的“奶奶、阿姨”為主。不少教師積累了經驗，變為成熟型教師后就跳槽到其他幼兒園，或者回原籍參加入編選拔，也有的流失到其他行業。所以這些幼兒園、看護點成了“無經驗教師的成長基地”。

　　大城市以隨遷子女入讀為主的幼兒園還存在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那就是“外地人教外地人的都市文化孤島”。以上海為例，這些幼兒園的教師基本是外地畢業生，幾乎沒有上海本地戶籍教師。教師們操著鄉音教學，有時師幼籍貫來源比較一致，幼兒聽到方言也覺得很習慣。如此一來，上海的城市精神和文化就難以融入校園和課堂，容易造成社會階層的隔閡，成為都市發展的隱患。

　　記者：現在，人們不時聽說民辦園存在教師打罵孩子的現象。您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陸建非：打罵孩子現象令人痛心，頻頻出現在隨遷子女入讀的幼兒園里，背后有一些深層的緣由。調查研究發現，教師復雜化的職業認同與背離是重要原因。不少教師表現出對職業身份認同的迷茫，一方面覺得是教師，另一方面又覺得是普通的打工者，導致育人行為出現偏差。這種心態有時會影響到他們發脾氣、打罵孩子，因為他們覺得，反正只是一個打工者，大不了被開除，可以去其他民辦幼兒園。

　　當然，導致這種“打工者”心態的根本原因，還在于這些教師的待遇普遍較低，大致為每月2000－3000元，往往不提供社保醫療等待遇。這樣的收入水平難以使教師獲得職業幸福感。

　　保障幼兒入園政府應當有所作為

　　記者：在提升隨遷子女入讀的幼兒園辦學水平方面，當前政府部門需要做哪些改進工作？

　　陸建非：學前教育在行政管理上仍處于邊緣化狀態，對于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接受學前教育基本是“看菜吃飯”，有多余的就給一些，沒多余的就過緊日子。就現實需求而言，各級政府的管理效能和行政干預力度還遠遠跟不上發展的需要。政府亟需從“精英優配”向“弱勢補償”轉變，縮小城鄉教育投入和質量的差距。政府要加大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尤其是對幼兒教師隊伍建設的投入。

　　記者：在政府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怎樣才能把錢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陸建非：確實，地方政府應改革教育財政的撥款方式，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接受學前教育提供更多的機會與質量保證。例如，可以實行“生均撥款制度”，不分公辦園還是民辦園，按照其接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數量撥付相應的財政經費。也可以實行教育券制度，將政府預算內教育經費按生均經費標準直接分配給流動幼兒家庭，由幼兒及其家長自由選擇幼兒園。

　　記者：在擴大學前教育資源方面，政府可以有怎樣的作為？

　　陸建非：一方面，政府可以推進認定普惠性民辦園、民辦三級園，通過第三方評估，遴選出遵紀守法、質量尚可的幼兒園，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政府應鼓勵和支持社會各種力量參與幼兒園發展。根據實際情況，降低民辦幼兒園的辦園“門檻”。通過公辦民助、民辦公助、國有民辦、公辦學校轉制、中外合作辦學等多元辦學形式，動員和吸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到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教育事業中。

　　記者：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大城市往往面臨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導致城市融入感差，如何破解這種困境？

　　陸建非：有的幼兒園面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收取“借讀費”“贊助費”等不合理費用，對于這種現象，政府應嚴查。這種收費本身就是一種歧視性規定，違背了教育公平原則。政府理應做到對所有受教育者一視同仁，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石。（董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