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考察金融系統傳遞出哪些信號？

　　□周子勛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要取得成效，政策層面需要緩解銀行對實體經濟貸款的風險，包括優先補充資本的政策傾斜。盡管長期放開金融準入管制是必然的政策取向，但短期夯實銀行業根基才是解決實體經濟融資問題的先決條件。加快完善債券市場改革已成未來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民間投資疲軟顯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體制改革有待大力強化。通過財團方式來集約資本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如果能落地，對利用社會資本來振興經濟，會產生顯著作用。

　　李克強總理繼去年4月中旬考察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并主持召開座談會，強調金融調控在新常態下要有新舉措后，本周一又一次來到金融系統——考察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并主持召開座談會。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金融業改革和開放任務都相當繁重的情況下，李克強總理考察金融系統備受矚目。看公開的調研內容，以下幾個信息值得細細琢磨。

　　首先，李總理強調要“持續加大支持實體經濟力度，不斷深化金融領域各項改革”意味著中央政府當前的重頭工作依然是經濟穩增長。而穩增長需要加大投資力度，需要銀行放貸。

　　當前，盡管我國經濟運行平穩但經濟增長依然乏力。投資自2000年以來首次跌破了10%；消費市場雖然保持了平穩，但距離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力，仍有很大差距；外貿出口自3月增長11.5%以來已連續兩個月負增長；工業增加值也只是微增。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結構性調整周期，商業銀行貸款高出歷史水平的適度增長，既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需要，還是一種必然。但是，貸款“放量高走”且表現出“脫實向虛”趨勢的超常態增長，則是危險信號。這種“增長的危險”與商業銀行利潤導向異化或固化密切相關。利潤主導異化或固化下的貸款“任性”與“沖動”，令我國金融生態的脆弱性大增。

　　當下，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對象的市場集中度越來越高，并與經濟轉型所內在要求的產業均衡性調整、行業分散性布局的大方向，產生程度不同的背離。商業銀行貸款投放的市場“風險導向”長期策略，正不自覺地讓位或者說麻醉于短期“利潤增長”目標。貸款對象、期限、利率、幣種等錯配的狀態加重并更為突出，階段性利潤成果很可能成為積累式的未來風險的代價；商業銀行貸款總量加速擴張，伴隨的卻是實體經濟配置效率持續下降。在全部貸款中，進入實體經濟企業的貸款比重不斷下降，已進入實體經濟企業的貸款，單元式和結構性存量“板結”現象嚴重。新增貸款從實體經濟企業回流虛擬市場慣性巨大，加重了市場泡沫；商業銀行利潤來源對貸款手段的依賴性越來越高，在資產總量快速增長趨勢下，業務結構單一的矛盾更為突出。有相當部分中間業務收入，靠貸款利息收入的轉移或再分配來支撐和完成。還有，商業銀行風險基礎機制和管控標準底線受到損毀。凡此種種，正在把商業銀行經營引向棄本求末的危險之路。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要取得成效，政策層面需要緩解銀行對實體經濟貸款的風險，包括優先補充資本的政策傾斜，否則政策恐怕無法落地。盡管長期放開金融準入管制是必然的政策取向，但短期夯實銀行業根基才是解決實體經濟融資問題的先決條件。

　　其次，貨幣政策基調雖然并未發生轉變，但不排除下半年政策調整的可能性。關鍵在于，“確保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從一季度經濟數據看，經濟增長依然處于范圍區間。但若二季度增長繼續回落，進一步偏離全年目標，可能有更多寬松政策出臺。

　　復次，民間投資疲軟顯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體制改革有待大力強化。有專家從五個方面剖析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回落的原因：一是我國經濟正在經歷自1978年以來罕見的一輪長周期下行，目前還看不到底在哪里；二是國有經濟對民營經濟和外資的擠出效應；三是國有企業定位日益清晰和強化，而民營經濟定位卻日益模糊與僵化；四是對民營投資臨時性、救濟性的特殊措施沒能收到實際效果；五是民營企業對穿越周期的中長期投資信心在弱化。對此，李總理強調引導商業銀行滿足小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融資需求，助力民間投資。最近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這對扭轉民間投資、釋放市場主體活力具有重要意義。

　　與此同時，民營資本正紛紛抱團以發展財團經濟。本周一，由紅豆集團、沙鋼集團、協鑫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等11家民營企業發起設立，注冊資本86億的江蘇民營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掛牌。從某種意義上說，以“財團經濟”為平臺，鼓勵民營經濟聯手搞財團，通過財團方式來集約資本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如果能落地，對利用社會資本來振興經濟，會產生顯著作用。

　　再次，加快完善債券市場改革已成未來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

　　當前，隨著歐盟、日本陸續實行“負利率”，以及英國“退歐”風險加劇，全球資金進入“避險”模式，以致全球國債收益率一片慘淡。日本國債收益率領跌，德國、英國、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債收益率紛紛刷新紀錄低點，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周首次跌破零。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今年以來已上漲13個BP至2.95%，是全球15大經濟體中可比國債收益率唯一上漲的國家。我國理該抓住“負利率”的窗口機遇期，通過加速落實債券市場的相關改革，健全債券市場相關交易制度，吸引更多外資進入我國債市。外資大量進入不僅能促進我國債券市場更健康的發展，還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邁出更為堅實的一步。

　　今年2月，我國已取消大部分機構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的配額限制，早前還宣布符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的基金公司不需要申請配額，初步解決了境外投資機構面臨的額度制約。另外，央行自本月15日起發布國債及其他債券收益率曲線，旨在反映在岸人民幣債券市場各期限結構的到期收益率。

　　最后，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加速，部分過剩行業及上下游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變差，企業違約所引發的信用風險，可能是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金融機構面臨的主要風險。據彭博數據，下半年，我國非金融類公司需償還2.2萬億債券，其中包括430億被中國聯合資信評估公司評級低于AAA的債券。據瑞銀統計，在鋼鐵等產能過剩嚴重的行業，下一個債券到期高峰在8月，屆時會有約800億元債券到期，10月和11月將有大約900億元債券到期。因此，致力于“去杠桿”，管理金融風險，防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重中之重。

　　（作者系資深財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