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群眾”一年向警方提供線索超21萬條
摘要:北京“朝陽群眾”19萬人 一年向警方提供線索超21萬條 “要健全城市管理體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強市政設施運行管理、交通管理、環境管理、應急
北京“朝陽群眾”19萬人 一年向警方提供線索超21萬條
“要健全城市管理體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強市政設施運行管理、交通管理、環境管理、應急管理,推進城市管理目標、方法、模式現代化。” ——習近平
【開欄語】
在習近平考察北京、發表重要講話兩周年之際,北京這座大都市,在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之下,采取了哪些新舉措?發生了哪些變化?取得了哪些新成果?
近日,新京報聚焦5大主題,深入調查走訪,探尋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治理大氣污染、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等方面,如何將城市發展管理難題一一破解。
“朝陽群眾”在網友眼中曾經是個神秘的組織,現今,它已經成為北京城市管理的“名片”。
大到引起社會輿論關注的明星涉毒案件,小到路邊猜瓜子詐騙的治安警情,“朝陽群眾”立功不勝枚舉。
2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北京時,指出“要健全城市管理體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怎樣能走出一條符合特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習近平曾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
社會治安管理,是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一環。發動最基層的民眾,與各政府部門緊密聯系,防微杜漸,層級分明,嚴絲合縫。
“朝陽群眾”成為了專屬名詞,它開創了城市綜合治理的新模式,在這座擁有2000萬人口的城市中,也是對建立具有首都特點的城市治理體系的有效探索。
如今,這支臂纏紅袖標的隊伍,已遍布全北京324個街鄉鎮、近7000個社區。它如同根須,抓牢土壤,防風固沙。
(明日將推出系列報道之二:北京治霾阻擊戰)
2013年冬天,某知名投資人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控制。媒體報道中,警方的線索來源是“根據朝陽群眾舉報”。
2014年8月,房祖名、柯震東、王學兵等藝人相繼因涉毒被控制,“朝陽群眾”一詞再度引起熱議,網友調侃朝陽群眾“無處不在,無所不能”。
在北京,出名的不止有“朝陽群眾”,還有“西城大媽”、“海淀網友”……
“從群眾中來”
截至2015年,朝陽區的43個街鄉、469個社區(村)中,算上沒登記的,“朝陽群眾”一共有19萬人。
昨天早晨7點27分,“朝陽群眾@潘
“此照片是近期出現在我轄區的兩名街頭扒竊嫌疑人,已作案一起,如發現請撥打電話……”發布消息的人叫“平”。
“朝陽群眾@潘
這個33人的微信群,有“李大姐”“馮媽”“大個頭”“加油站站長”……片兒警楊國建也在其中,他說,這里有小區業主、保安、居委會干部,然而,這不是全部。
“更龐大的力量是那些‘70后’。”楊國建指的是70歲往上的老人,他們不會用微信。
楊國建幾乎天天和朝陽群眾打交道。
他所在的潘家園社區,0.3平方公里,有38棟樓,總人口數9700多人。這里面就有240位治安員,平均一棟樓6個。
毗鄰潘家園舊貨市場和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潘家園社區人流量大、環境復雜,18年前,楊國建就開始發動群眾,60多位離退休老人成了第一批“紅袖標”。
隊伍在壯大,更多人選擇不戴袖標。和楊國建在社區里溜達,幾乎能見到的人都和他打招呼,“你能看出來誰是下線嗎?”楊國建笑著問。
物業的收費員、保潔員、小賣部的老板、修車攤的攤主……瞬間在他嘴里亮了身份。
在潘家園社區工作了18年,楊國建的手機通訊錄里,早就到了3000個的上限,其中絕大多數是居民的電話。
楊國建說,“下線”們都是從群眾中來,他們是“警察的眼睛,百姓的嘴巴”,觀察一切特殊情況,反映一切居民的緊急問題。
毫不夸張地講,租房戶到我們社區的第一天,我們就掌握了。
像潘家園小區這樣的治安員,整個朝陽區(登記在冊的)有13萬人。
朝陽區綜合治理辦公室副主任尹航介紹,截至2015年,朝陽區的43個街鄉、469個社區(村)中,算上沒登記的,“朝陽群眾”一共有19萬人。
照此粗略計算,在朝陽區常住人口中,平均每15人中就有一個“朝陽群眾”。
專職巡防隊、安全穩定信息員、流動人口協管員……“朝陽群眾”至少有10個“工種”。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去年前十個月,朝陽群眾提供的21萬多條線索中,有價值線索4378條,偵破案件1023起,刑拘810人。
我們所熟知的明星藝人涉毒案件,實際上不足“朝陽群眾”貢獻的百分之一。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前十個月,朝陽群眾向公安機關提供線索21萬多條,其中關于吸毒、販毒的線索只有851條,不到0.4%。
這21萬多條線索中,有價值的4378條,根據這些線索,1023個案件得到了偵破,8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一年前,一個飯盒引起了志愿者劉立新的懷疑。
那段時間,他所在的三元里社區經常能見到邪教的傳單,樓梯拐角、門縫、花壇,隱蔽的角落里到處都是。
劉立新成天盯著,一連倆月,沒見可疑人進出,傳單卻只增不減。
她觀察到,社區一名居民經常拎著一個飯盒,只要這人一出入,傳單就變多,劉立新叫住她一看,傳單藏在飯盒里。
去年夏天,潘家園小區里的幾十輛車,在一夜之間被人劃花了,車胎也被戳破。
片兒警楊國建調取錄像找到了嫌疑人,卻沒人認識,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一位樓長大媽看出了端倪,嫌疑人留著“莫西干頭”——兩側頭發剃得只剩一茬,頭型和身形都和樓上住戶的女婿相似,最終據此找到了嫌疑人。
“莫西干頭”被找到后,承認是因為心理不平衡,“看到好車就生氣”。
楊國建說,在絕大多數時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過也有看走眼、鬧出笑話的時候。
去年年底,潘家園附近一個小商店來了倆客人,不會說漢語,要買菜刀和煤氣罐,店老板覺得可疑,悄悄給楊國建打了電話。
撂下電話沒幾分鐘,另一家刀店的老板也來電話,同樣舉報這倆人。
后來一查才發現,人家只是剛從外地到北京,新租了房子,正常買生活用具,沒有其他心思。
大家松了口氣,兩位群眾都有點不好意思,沒事就更好了,防患于未然嘛。
楊國建覺得,要對治安員們加以培訓,讓他們知道哪些事情是需要監控的。他編寫了《“十”報告制度》發給大家,“發現攜帶槍支、彈藥、管制刀具等危險品的要報告”“作息反常、行跡詭秘的要報告”……
馮永紅感慨,這么多年,他們做出貢獻的,少有驚天動地的大案,更多是居民關心的小事兒。
這位永善社區的志愿者,總繃著一根弦“人民戰爭”——只針對壞人的,“我們紅袖標往那一坐,鄰里街坊的心里踏實,至少能對壞人起到威懾作用。”
馮永紅67歲了,身邊的老伙伴也都上了年紀,他們知道如何既不動聲色地反映情況,又保護自己。“力氣不夠,可以動腦子。”
68歲的劉立新也在常年的斗爭中積累了經驗,如果覺得對方可疑,摸底調查也要有技巧,上門看看屋子有沒有漏電、漏氣的情況,鄰居關心租戶總沒錯吧。“不能讓人覺得不舒服,還得把事兒給做了。”
四大給力民間組織
網友們口口相傳,在北京,“朝陽群眾”“西城大媽”、“海淀網友”、“豐臺勸導隊”被稱為“四大給力民間組織”。
生活在北京,如果你只知道“朝陽群眾”,那你顯然out了。
除了“朝陽群眾”,還有“西城大媽”、“海淀網友”、“豐臺勸導隊”。
這些名字,都成了專屬名詞,他們是在習近平2年前視察北京之后,新近出現的“品牌”。
西城區屬于老城區,大爺大媽們知人情、懂政事,更善于發現身邊的敏感事件,別看上了年紀,確是觀察、維護社會治安中不可或缺的隊伍。
海淀區高校和互聯網企業眾多,網絡人才發達且活躍,他們更喜歡通過網絡去舉報情況、解決問題。
豐臺區永善社區在此前是城鄉接合部,以前平房、胡同中善于調解鄰里矛盾的“大了”,早就成立了“勸導隊”,如今已名聲在外。
官方公開數字顯示,這四大組織共有85萬人,他們是北京基層群防群治的中堅力量。
一位資深的志愿者說,他們雖然被稱為“四大民間組織”,但管理有序,分工精細、明確,“實際上,北京在社會治安的維護上,下了很大的一盤棋。”
事實上,這四個專屬名詞能在網絡上形成“品牌”,是相關部門有計劃地強化、推廣的。
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團隊的一篇論文中顯示,首都警方多次以“朝陽群眾”的字樣向社會通報案情,有意識強調“朝陽群眾”的重要作用。
被網友廣泛認知之后,警方又會同相關部門,連續推出“西城大媽”、“海淀網友”、“豐臺勸導隊”等首都群防群治的品牌。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朝陽區綜治辦副主任尹航說,更重要的是,怎樣能讓“群眾”各司其職,最大效率地發揮作用。
精細化管理到什么程度?尹航從抽屜里拿出一本去年“9.3閱兵”的群防群治力量部署方案,足有上百頁,細致到了每一條街、2773個點位,連志愿者在哪兒上廁所,都專門制了圖。
四大民間組織之所以“給力”,力量更多地來源于內心。
革命一代
當了30多年志愿者的張秀茹說,“咱這老一輩在集體長大,依靠組織,相信組織,如今的年輕人都不樂意干這個,以后不知道會不會有紅袖標。”
“朝陽群眾”、“西城大媽”、“豐臺勸導隊”當中,成員大多數是老北京,他們對于這座城市有著深厚的情感,身上也留著濃重的歷史痕跡。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紅色娘子軍》、《北京的金山上》……都是老歌,在指揮時,一位大爺高喊:“我們的人民軍隊是戰無不勝的!”
跟他們聊天,會聽到很多固定的詞匯:毛主席、組織、奉獻、國家……
他們喜歡把自己的成長史和國家的歷史聯系在一起:伴隨共和國紅色政權長大,自幼接觸、參與政治,更相信集體的作用和力量,言語間滿是對這座城市的自豪感和責任感。
67歲的馮永紅,語言體系仍停留40年前。他愛說“一顆紅心,兩手準備”、“吃苦在前,享樂在后”、“別給組織抹黑”。他嘴里的知名人物是雷鋒、邱少云、董存瑞。“這些年沒變過,現在還是特認同。”
這群上了年紀的老人,也會拿彼此的名字打趣,馮永紅,“一顆紅心向著黨”。他的朋友張祖華,祖國的祖,中華的華。
這些老人中,有人做志愿者已經十多年。馮永紅說,和他一樣,很多老伙伴不愿意提“錢”,“誰要說給經濟報酬,我們臉都發熱。”
志愿者胡和鳳在胡同里長大,她拍著腿感嘆,“當時那街坊,太親了,我們家煮完餃子,‘咵’給你端過去;家里沒鹽了,先拿你們家鹽罐子使使,都不是事兒。”
做志愿者也是要有理想的,這群老人的理想,就是能讓鄰里間的走動多一點,大家多了一份親熱,日子又有了些以前的滋味兒。“熱乎,有溫度。”
從幸福一村張秀茹家的窗戶往外望,工人體育場盡收眼底,“連球門兒都看得到”。
張秀茹說,2015年,她有三分之一的日子都在值班,提著水壺,搬著小馬扎,在樓下一坐就是一天。
打開她家的衣柜,執勤的各式短袖、長袖、馬甲占了一半的空間——她已經當了30多年志愿者。
她快樂,但也有擔心。最擔心的是后繼無人——“咱這老一輩在集體長大,依靠組織,相信組織,如今的年輕人都不樂意干這個,以后不知道會不會有紅袖標。”
國家任務
幾天后,他們將和85萬群眾一起,穿起值班服,戴上紅袖章,保證兩會順利召開。
最近,“朝陽群眾”們又開始忙了。“一級防控。”
公開資料顯示,在北京市的治安體系里,防控被分為三個等級,一級最高,全市上崗人數80萬人,三級最低,上崗人數20萬。在一些敏感時期,等級會調成一級,一天需要安排三撥人值班,甚至會安排“雙人點”。
最近,一級防控的通知從多個街道下發到居委會,最后通知到每一位朝陽群眾。
在東南三環邊的潘家園小區,北三環的三源里、安貞西里小區,遛彎的大爺、挎著菜籃子的大媽,都在為值班準備著。有些大媽心急,甚至先于通知,把電話打到了安貞西里小區的居委會:“兩會馬上開了,咱今年的值班啥時候開始?”
幾天后,他們將和85萬群眾一起,穿起值班服,戴上紅袖章,在北京城區五環內的主干道、中軸路邊上觀察來往行人,在小區內蹲守——保證兩會順利召開。
為了這個任務,潘家園社區的“群眾”已經準備了兩個月。
他們在三環主路邊上有六個點位,每個點位安排兩個人,每天早七點到晚八點,每兩個小時輪換一次,點位之間,有公交車站、十字路口,人流量大,情況復雜。
早在年前,片警楊國建就已經給治安隊員開過動員會了。治安隊員和片警一起,檢查了出租房、地下室、門店的安全隱患。
過兩天還要再開一次動員會。反復強調的是,街巷樓群有人巡,矛盾糾紛有人解,重要部位有人看,突出問題有人看,敏感事件有人報。
在三源里社區,獨居的68歲志愿者劉立新,打算24小時值班,關注著樓上樓下的被列入“名單”的重點人物。
這是她的“國家任務”。
新京報記者 羅婷 實習生 張帆
(實習編輯 王夢潔)
責任編輯:lyx
(原標題: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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