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活的“記錄員”

□蘇弼坤

“從15年前的單位留檔記錄工作，到前些年的風光攝影，再到現在的人文紀實，我深切地感受到，攝影就是一個記錄的過程，如果我們不記錄，后人怎么會知道？”昨天上午，在攝影愛好者侯偉的家里，他一邊整理自己數以萬張的照片，一邊對筆者說，攝影就是記錄生活的點點滴滴，無論你記錄的事物將來變成什么樣，至少有東西證明它們的歷史，能讓你回憶起曾經的點點滴滴。

侯偉。

純粹的記錄讓他愛上相機

“2000年，我的工作就是管理單位的固定資產以及給這些資產做好檔案。做檔案的時候，單位規定要附帶資產的照片，也就是在工作中，我和相機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侯偉說，他第一次接觸的相機，是非常簡單的卡片機，需要登記固定資產的時候，就拿出來拍幾張照片。因為是非常純粹的記錄，不用考慮光線、構圖、美感等。

資產管理員、攝影師，這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職業，卻概括了侯偉的快捷藝術。因為工作，他不得不拿起相機。在日復一日處理資產照片的乏味工作中，侯偉感覺自己手中的相機完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此高科技產品怎能同一只鉛筆的作用一樣？自己枯燥的工作是不是有和攝影結合的可能性呢？”侯偉想。

侯偉開始將攝影作為資產檔案記錄的手段時，還曾遭到朋友的質疑。朋友開玩笑說，銀行資產留存檔案要的就是固定資產的清晰，而你卻把原本好好的桌子拍到了相片的左邊或者右邊，還在電腦前面用樹葉進行遮擋，這會不會影響檔案記錄呢？最后，單位發現這樣的照片似乎比以前純粹的留影好看不少，也就允許侯偉對資產檔案進行“藝術升級”。

愛上攝影后卻走進死胡同

“那個時候，一張桌子、一臺電腦，所有的攝影對象都是單位的資產，不會動的它們給我攝影技術的提高帶來了很大的幫助。后來，單位搞活動也讓我拍照，再后來，我竟然連和愛人散步都要拿著手機拍兩張。”侯偉說，他自己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如此愛拍照片了，家人甚至覺得這是一種“職業病”。

單位活動和靜物資產的拍攝已不能滿足侯偉對攝影藝術的要求，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成了侯偉攝影的對象，員工之間的對視一笑甚至都能被他記錄下來。在侯偉看來，攝影技術的提高除了學習其他人的作品外，還需要多按快門，只要自己拍得多，就能拍出好的照片。

可幾年的拍攝下來，侯偉發現，光線、機遇好的時候，他還能拍出一些好看的照片，一旦沒有好的外界條件，他拍的照片就像“傻瓜相機”名字一樣傻，哪怕是后來有意識地去模仿一些大片，也拍不出那種效果。到最后，他連自己都搞不明白自己拍的照片到底要表達什么。

一次偶然的機會，侯偉參加了市攝影家協會組織的活動。侯偉清楚地記得一位老師說，不管一個人進入攝影世界多久，都必然會遇上問題，當自己無法更進一步時，就可能出現了一些普遍的錯誤或是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

侯偉突然發現，自己就是老師提到的那個“模仿者”。作為一名攝影新手，自己一味地模仿甚至抄襲別人的照片，始終走不出“別人是高手自己是新手”的限制，一旦創意停滯，自己就走進了死胡同。

繼續“記錄”  給后人留下檔案

竹境。

“很多攝影人都有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攝影師應該集中一個主題成專才，還是應該拍攝所有東西變通才？一次偶然參加的攝影活動不但讓我走出了死胡同，還讓我明白，在單位我的本職工作是‘記錄’，在拍攝時，我同樣要‘記錄’，如果我不記錄，后人怎么會知道？”侯偉說，從那之后，他知道對于攝影人來說，不同主題需要不同技術，而這些技術才是表達自己主題攝影的關鍵。

    侯偉說，在他的攝影世界里，一直保持著“記錄”這兩個字，例如我們的民間文化是民族之根，需要記錄；老街老巷是城市發展的遺跡，需要記錄。所有我們身邊剛剛出現的、即將消失的、正在運轉的，都需要攝影人拿起相機來記錄，這些事物都是經歷了時間的積淀，才有了現在的面目，如果能拍攝出來，就能讓后來人真正了解自己身邊的事物。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那些即將消失的事物，需要有人去搶救，給后人留下回顧傳統的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