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

低調平和的韋然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的編輯。他經常被熟悉的電影界長輩邀請參加電影圈諸多紀念活動。

那些經常讓韋然紅了眼圈的往事，已濾去了最初的傷痛，轉而成了一種淡淡的憂傷。

母親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歲，剛離開北京到山西農村插隊還不到一個月。一路顛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一個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親跳樓自殺。

1966年，正在江西農村參加“四清”的母親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了手術。此后的2年，對母親來說是黑色的歲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電影廠上班，所謂“上班”，其實就是每天去牛棚報到，那時她的身體還未恢復。

出事前一天，母親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里的造反派輪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并利用毛主席接見她搞陰謀。母親不承認，他們就脫下鞋，用鞋底抽她的臉……

當天晚上回到家里，也許母親實在害怕即將到來的又一場羞辱與磨難，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從4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一年，母親只有48歲。

明星的誕生

1920年，母親出生在江蘇江陰長涇鎮，是家中第五個孩子，原名叫韋均犖，又叫韋亞君。舅舅的一位同學叫張大炎，是同鄉一富紳的兒子，他原來在上海美專學西洋畫，畢業后在蘇州做美術老師，母親也在那里上學。張大炎一直很喜歡比他小9歲的母親。后來，母親有了身孕，他們結了婚。17歲那年，母親生下了我的哥哥，為此，她中斷了學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母親跟著張家逃難到了上海。剛到上海的母親，為了謀生，到巴黎大戲院（今淮海電影院）附近的何氏照相館當開票小姐，經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何佐民原是明星影業公司的攝影師，跟上海電影界人士來往密切。當時影業公司老板張善琨與紅極一時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產生矛盾，何佐民就推薦母親，準備讓她取代童月娟。導演卜萬蒼覺得“韋均犖”的名字太拗口，于是給母親取了個“上官云珠”的藝名。母親與反對她演戲的張大炎的分歧越來越多，1940年，母親離了婚，張大炎帶著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親拍攝了她的電影處女作《玫瑰飄零》，在影壇嶄露頭角。

1942年，母親加入“天風劇社”，在此結識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姚克。1944年8月，母親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時的母親，已是眾人眼里的“大明星”。在她的事業一帆風順時，感情生活卻再一次遭遇危機——這一次問題出現在姚克身上。當母親到天津、濟南、青島等地巡演時，姚克在上海愛上了一個富家女。母親聞訊后立即與姚克離婚，不滿兩歲的姚姚就跟了母親。

在姚克離她而去后，母親曾與藍馬有過一段感情。藍馬是一個好演員，也是一個好人，但大家都覺得他們兩人不合適，兩人最終還是分了手。

榮耀與辛酸

1951年，我的父親程述堯與母親在上海蘭心大戲院舉行婚禮，成為母親的第三任丈夫。父親出生于北京一個殷實的家庭，畢業于燕京大學，與黃宗江、孫道臨是同學，也是學校文藝舞臺上的活躍分子。

1946年，父親與黃宗英結婚。不久黃宗英去上海拍戲時結識了趙丹，向父親提出離婚。父親不甘心就這樣結束，從北京趕到上海。父親追到上海也沒能挽救這段婚姻，卻從此留在了上海，后來做了蘭心大戲院的經理。

父親與黃宗英離婚后，他們之間的友誼并沒有受到影響。父親和母親結婚后，也與趙丹、黃宗英保持著正常交往。

1952年，全國開展“三反”運動，有人揭發父親貪污蘭心劇院的款項。雖然這件事情后來被證明是誣告，但當時母親正進行著將自己從舊上海的明星脫胎為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她不能容忍父親的“錯誤”，于是堅決提出離婚。他們離婚時，我只有1歲多。

很快，母親與上影導演賀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不過，他們并沒有結婚。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親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時已經進入上個世紀到50年代，組織也不允許她再鬧出更多的風風雨雨。

很多年，母親與賀路各花各的錢。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好像從未同時出現在同一場合，我也沒有他們兩人在一起吃飯、逛街的任何記憶。

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覺得賀路是生活在陰影里的人。這么多年來，他崇拜母親，但與母親在一起不久，母親便失去了她曾經令人仰視的位置與榮耀，曾經的光環并沒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給他的卻是一場災難。一次體檢時他查出患了癌癥，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歡離合

父母離婚時，只有1歲多的我被判給了父親。不久，父親也結了婚，父親的第三任妻子是上海社交界的名人吳嫣。吳嫣以前是上海灘著名的“玲華阿九”，解放前，協助潘漢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電視劇《潘漢年》里，還有以她真名出現的一個角色。解放后，在潘漢年的安排下，吳嫣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1955年，吳嫣因潘漢年事件受到牽連，被關進提籃橋監獄。有人上門來勸父親與她劃清界限，雖然當時父親和她結婚還不到一年，但父親將來做工作的人罵了回去。這樣一來，“自取滅亡”的父親徹底斷送了他的政治前途。父親后來得了老年癡呆癥，77歲那年去世。

我的姐姐姚姚雖然和我是同母異父的姐弟，但我們之間的感情非常好。父親當年也對姐姐視若己出。

1972年冬天，在畢業體檢中，姐姐被查出懷有7個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從上海消失了——我后來才知道，她和男友開開到了廣州，想搭車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開開被邊防軍抓獲，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被學校領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這個孩子被醫院的醫生領養。

1975年初，我剛從山西回到上海時，姐姐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要相依為命。”半年后，1975年9月23日，在一場車禍中，姐姐死了，我一心一意要回北京，堅決不肯留在上海，因為我在這個城市已經失去了幾位親人。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記者朋友找到了當年收養姐姐孩子的那個醫生。

那個醫生說這幾年有關我母親與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著，他答應會很快給我一個答復。

但第二天他告訴我，他妻子堅決不同意我見那個孩子，他們不愿意破壞他現在的生活。

其實我已知道那個孩子的姓名和上學的學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會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終還是放棄了……                    （據《城市商報》2014年11月16日 韋然/口述  李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