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彩票收益應納入政府預算管理范疇

新華社披露福彩資金管理內幕，引人深思。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是我國兩大類彩票，按照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彩票銷售額的15%可用作發行費用，35%用作公益金，50%留作獎金。

據統計，20多年以來，我國上述兩類彩票的發行規模已經高達1.7萬億元，籌措的公益金方面，福彩達3100億元，體彩則達2000億元，按照現行規定，公益金一半上交中央財政，一半留在地方。按此計算，留在地方的公益金超過2500億元，姑且勿論剩下的2500億元是否真正上交中央財政，單這千億計的彩票公益金的去向就已經夠吸引公眾的眼球。

按照規定，上交給中央財政的2500億元，必須按照既定的比例分配至社保基金、專項公益金、民政部和國家體育總局；留在地方的2500億元，也需要按規定用于“扶老、助殘、救孤、濟困、賑災”五類公益事業。

然而，從各級審計部門發布的報告看，動用彩票公益金建政府大樓，挪用于補充機關經費，支付公務員工資，甚至大量公益金沉淀在賬上的情形屢見不鮮。我們要追問的是，造成上述兩類彩票所形成的公益金亂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們認為，這與當前我國的彩票事業管辦不分有很大的關系。

政府部門本應把監管的職責履行好，動用公益金去興辦各種福利事業，應該交由非政府組織，包括社會民間機構去舉辦和運營。例如，政府部門可以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讓民間機構去提供扶老、助殘、救孤等服務；這樣，一方面政府部門可從大量的具體事務中抽身出來，專注社會福利政策的制訂和執行，另一方面，通過向民間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又可以起到扶持相關機構的作用，做大做強社會民間組織從事和提供各種福利事業和服務的能力。

我們這個社會有太多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但是與之形成反差的卻是，巨額的公益金卻閑置下來，這一方面說明社會還缺乏有效地把公益金用于各項福利事業的機制；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掌控了太多的社會資源，既不利于公民社會的形成，也不利于包括公益金在內的財政資金得以有效使用。

而且，由于政府部門既是福利公益事業的運動員，也是裁判員，由自己監督自己，容易衍生出腐敗尋租現象。例如，近年來，彩票的發行費用并沒有隨著網絡電子化彩票的普及和基礎設備購買基本完成而逐步降低，相反卻節節上升，這種反常的情況或許便能說明一二。

由此可見，彩票事業盡快與政府部門脫鉤，是解決當前彩票公益金困局的根本出路。我們認為，我國應該盡快對彩票事業的管理和運營進行立法，同時，還需要把數以千億計的源于彩票收益的公益金部分納入政府預算管理范疇，接受人大的監督。

即將生效的新版預算法規定，要對政府的“錢袋子”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源于彩票收益的公益金顯然屬于來源于社會公眾的資金，納入政府預算管理是應有之義。個人建議在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和決算之下增加一個模塊——彩票公益金預算和決算，對公益金的收入和支出及其支出情況作出專項報告，向全社會公開。

最后，在彩票公益金的立法條款上，要明確公益金的支出與政府的公共財政支出在功能上的區別，公益金支出是公共財政支出中社會福利支出的補充還是有其他特別的用途？公益金支出是否需要以財政專項支出的形式存在？公益金收入是否需要全部納入政府部門的財政專戶管理？

——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