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到巴金——巴金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巴金的《家》奠定了巴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這意味著中國的新文學作家開始學會把先鋒意識與“五四”精神，通過通俗的方式傳播到大眾當中去。換言之，是巴金為新文學培養了第一批市民讀者，巴金的小說開始使新文學走向社會，也就是使“五四”新文學得到了普及和張揚。這才是巴金在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今天講的是把一個作家放到中國這一百年的現代文學史中，考察他為這一百年的中國文學提供了一種什么樣的經驗。這樣一個考察范疇，不僅涉及巴金本人的創作，還涉及他的文學活動、人格、寫作以及他的人生道路跟我們這一百年來的文學有什么關系。

    我寫過一篇探討巴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論文——《巴金與無政府主義思想》，還有一篇論文叫《巴金與西歐恐怖主義》。巴金早年見過恐怖主義，他也寫過很多恐怖主義的人物。所以，巴金給我印象是，他不是一個整天在書齋里編故事的作家，他是一個充滿了活力和熱情，希望改變中國命運的人。他很早就受到了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然后又積極投身到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當中去。

    1927年，巴金23歲，家里送他去法國學經濟，結果他去了以后只在語言學校學習了半年法語，他家里知道后就停止給他寄錢。那個時候巴金非常失望，他又要養病，只好從巴黎搬到了一個小鎮上，在那兒一面補習法語，一面研究無政府主義。就在這個時候美國發生了一件事，美國政府抓了兩個意大利的移民，這兩個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在美國搞工人運動。當時大家覺得，大概這兩個人是不至于被判死刑的。沒想到兩個月后，美國政府還是把這兩個人殺掉了，并且用的是殘忍的電刑。這件事情對巴金的刺激非常大，他在書里寫到，他知道這件事的那天，一整天坐在家里寫信傾吐自己內心世界的痛苦，他腦子里還出現了那兩個工人被電死的場面。于是他把他想到的都寫下來，慢慢就寫成了一部中篇小說，這本小說就是巴金的處女作——《滅亡》。這本小說是一個典型的魯迅式的啟蒙小說，寫于1927年，寫完之后巴金就把小說印出來寄回國。這本書在偶然的機會下恰好被上海開明書店的編輯葉圣陶先生看到。當時葉先生正在編《小說月報》，覺得這本書寫得很好，沒有征求巴金的意見就在《小說月報》上連載了，連載是從1929年的1月到4月。1929年的中國是什么時代？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巴金在書里寫出的痛苦、絕望，他對社會的詛咒，完全契合了當時中國屠殺革命者的環境，所以這部小說一下子就流行起來了。

    巴金在1928年年底回國，回國后才知道“巴金”已經很有名了，但是他對此一點也不感到高興。因為他本來追求的是實踐無政府主義，可是當他回國以后發現他所信仰的理想已經沒有實現的可能。無政府主義組織在那個時代本來影響很大，到了1927年國民黨鎮壓革命以后無政府主義組織就瓦解了。巴金回國以后發現他的理想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一個滿腔熱情希望改變社會的社會活動家、一個青年民主戰士，回到中國這么一個沉默的白色恐怖的社會環境里，他所有的夢想都破滅了。這個時候他非常絕望，巴金是一個藝術家，他的這種政治欲望、這種強烈的激情實現不了的時候，慢慢就轉化為一種藝術想象力，促使他寫出一篇又一篇的小說。結果在短短三四年里他在文壇上的影響就非常大，就像我們現在的暢銷作家。可是，這種暢銷對巴金來說又非常痛苦，因為他本來希望自己能夠從事社會運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這是一個矛盾的悖論。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巴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當中他處于什么地位？“五四”新文學運動本來是知識分子的精英運動，一個大學——北京大學，一份雜志——《新青年》。魯迅當時是新文學運動的主帥，可是當年魯迅自己也感覺到，新文學運動的改革基本上只限于精英層次，他的小說都發表在《語絲》《創造》《文學研究》等雜志上，這些雜志基本上都是他們幾個朋友自己辦的，讀者大多數也是大學生，而社會上看的東西還是鴛鴦蝴蝶派。到了二十年代的時候，新文學作家發現如果作品寫出來只給自己看，終歸是普及不到大眾的，對群眾不能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他們覺得一定要走向通俗、走向大眾。在這個過程中，巴金取得了成功，他的小說內容全是先鋒意識的東西，可是他獲得了大眾讀者。特別是巴金的《家》，《家》最早發表在上海的《時報》上，這個報紙原來主要發表鴛鴦蝴蝶派的作品，《時報》的一個編輯看到巴金那么有名就向他約稿，巴金從來沒寫過連載小說,但那個時候巴金覺得他應該寫一部言情小說。為什么呢？因為巴金早期的小說都是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結果那些書出來以后都被國民黨禁了，所以《家》其實是影射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是一個專制獨裁政府，一個壓制年輕人、壓制人民的政府。因此《家》有著巨大的典型意義，就是說，巴金根本不是在寫自己的家庭，他寫的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抗議。

    巴金的《家》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這意味著中國的新文學作家開始學會把先鋒意識、“五四”精神，通過通俗的方式傳播到大眾當中去。換句話說，是巴金為新文學培養了第一批市民讀者，巴金的小說開始使“五四”新文學得到普及和張揚。我覺得，這才是巴金在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四”時期那種充滿先鋒意識的、知識分子精神的書，就這樣通過巴金的努力普及開來了。舉一個例子，《狂人日記》。魯迅在《狂人日記》里面的一個主要意象就是“吃人”，魯迅說得很清楚，這個“吃人”是人吃人，什么人沒有吃過人呢？孩子，孩子還小，他們還沒有參與到這個吃人的行列中。所以小說最后一句是“救救孩子”，作者是要把人內心深處的黑暗揭露出來，讓大家警覺，這樣才可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不要再吃人，這是魯迅的思想。但魯迅太精英了，每個人都不愿承認自己吃人，所以大家都不能接受他的思想。就在《狂人日記》發表的第二年，四川的一個學者吳虞寫了一篇文章評論《狂人日記》，叫《吃人與禮教》。他在文章中把魯迅寫的“人吃人”的主題變成了“封建禮教吃人”，并列舉了歷史上很多的故事說明封建禮教是如何吃人的。經過這樣一改，《狂人日記》的意思就變了，人吃人是能引發人懺悔的故事，現在故事則變成了社會吃人，這樣人就變得純潔無辜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把魯迅的精英的思想完全改成了一種能夠被大眾接受的流行思想。那么我們再看巴金，巴金在《家》的最后寫到瑞玨難產，瑞玨在房間里痛苦地喊她丈夫覺新進來。覺新已經來了，但他在門口就是不敢進去，因為禮教規定男人不能進產房。最后，覺新始終沒有跨進那道門，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妻子去世了。那兩扇薄薄的門就是幾千年禮教的一個象征，巴金用兩扇門象征封建禮教就是要表達，這幾千年的禮教已經沉重得讓覺新再也沖不破了。巴金這樣寫才能充分顯示出封建禮教的沉重，禮教吃人的可怕性。

    我們可以看到，從魯迅的“人吃人”，到巴金《家》里的“禮教吃人”，這不正是精英思想一步一步演變成大眾能接受的流行思想的過程嗎？這種流行思想，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失去了精英思想里面一些寶貴的東西，但反過來它使精英思想得到了普及。這樣就使新文學的主題變成了反帝反封建，從魯迅的“人的懺悔”，變成了“懺悔的人”。覺新就是個總是懺悔的人，他不是對人自身的本性進行懺悔，而總是對別人懺悔。這是新文學的一個轉變，這個轉變，一方面使新文學本身的內容不斷地流失，另一方面新文學在喪失一部分精英思想的過程當中獲得了大眾的認可、獲得了成功、走向了普及。所以，我認為巴金在這種轉變當中起到了一種橋梁作用。這是我要向大家說的從魯迅到巴金的一個方面的問題。

    從魯迅到巴金這個話題中還有很多問題，比如巴金是怎么繼承魯迅的精神而成為一面代表知識分子良知的旗幟的？巴金是怎么從一個流浪型的知識分子轉變成一個有崗位意識的知識分子的？這些也都是“五四”新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為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陳思和先生在 1986年出版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巴金論稿》（與李輝合著）中,就對巴金早期的思想、著述有非常全面的論述，以后又陸續出版了許多關于巴金的研究專著，是巴金研究領域的專家。同時，他還主張打通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分界，將二十世紀文學視為一個整體。其著作有：《人 格 的 發展——巴金傳》《巴金研究的回顧與瞻望》《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