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治理漫談

超越“最好與最壞的時代”

——互聯網治理漫談

       互聯網始自1969年美國兩臺實驗室電腦的相連，短短5米的連接線，神奇地開創了新局面。此后幾十年間，世界各國競相投入互聯網的研發與應用，遂成今日浩蕩之勢。

    互聯網時代的興起，確實給人們帶來了交流的便捷和海量信息的快速傳播，但當硬幣的另一面翻開時，現實卻并非都那么激動人心。規范與安全嚴重缺乏，漏洞和危機層出不窮……

    沒有認清互聯網另一面的代價是巨大的。虛擬的社交網絡被利用，成為蠱惑人心乃至顛覆他國政府的工具；被美國監控的全球民眾和多國政府，已經怒不可遏；被網絡不法行為盜竊財富和數據的企業或個人，則充滿了不安和恐懼。

    一切正如狄更斯《雙城記》中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

    探其原因，豁然發現，人們并未對如此快速發展的事物做好全面準備，既沒有完全認清它，也沒有產生如何管理它的共識。

    恰恰此時，個別國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依法管理互聯網的多個國家橫加指責，并宣揚似是而非的“互聯網絕對自由”，它聲稱打破一切疆界，似乎頗能迷惑一時。如果你天真地以為它“動機善良”，它恰恰來者不善，如果你輕信它“自由崇高”，它恰恰不擇手段。

    最終，由斯諾登引爆的“棱鏡門”事件，讓世人“大開眼界”，令許多國家感受到天真與輕信的后果，也客觀上倒逼國際社會從更廣闊的視野和高度審視網絡和信息安全治理問題。

    就各國情況來說，互聯網發展同樣處于最好與最壞的糾結中。以中國為例，今年是其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20周年，中國企業已在全球互聯網企業市值前五的排名中，占據了兩席（騰訊、百度），這還不算即將上市的阿里巴巴集團，其約1600億美元的年交易總額是亞馬遜和eBay的總和。

    互聯網在帶來財富與便捷的同時，也伴隨著挑戰與風險。且不說維護年交易額10萬億元人民幣的中國電子商務正常運行，需要何等的技術監管投入，僅即時通信的管理，就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微信等移動即時通信服務發展迅猛，但隨之而來的是網絡傳播謠言、暴恐、欺詐、色情信息等違法違規行為泛濫，境內外敵對勢力的網絡滲透破壞活動變本加厲。不對這些違法違規行為及時加以治理，后果不堪設想。

    最好還是最壞？一切看似虛擬，但皆非虛幻，它們切切實實地存在、糾結、矛盾著。破解互聯網安全難題，超越“最好與最壞時代”沖撞的階段，正是如今全球性緊迫課題。

    2014年堪稱全球網絡安全管理的分水嶺。美國監聽丑聞仍在發酵，各國強烈譴責甚至擬議“另起爐灶”。而為中國互聯網管理經驗“點贊”者日眾，國際社會對中國互聯網管理“刮目相看”。

    這一年，德國總理默克爾提議并與法國探討，在歐盟內部建立一個獨立的通信網絡，避免歐盟各國之間的電子郵件和數據“繞道”美國；巴西也宣布構建自己的海底通信電纜，直接與歐洲相連，避免互聯網信息遭美國監控；歐盟計劃在2014年年底通過歐洲數據保護改革方案；日本、俄羅斯和印度也一直在為強化網絡安全積極行動。

    這一年，過去對中國互聯網管理法規不甚了解、甚至帶有偏見的國家，開始認真審視、借鑒和學習中國管理互聯網的經驗與主張，這一點在今年4月底在巴西圣保羅舉行的互聯網管理大會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會上中國代表有關主權國家有權在本國范圍內管理互聯網事務的主張，得到與會多國代表尤其是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代表的支持。

    很顯然，各國都已明白，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但在國家戰略層面，安全問題顯然更重要緊迫。互聯網已經滲透軍事、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網絡已經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國界線，是國家的一種“新邊疆”，網絡不安全，國家就不得安寧。

    建設安全、有序的互聯網已成為幾乎所有大國的國策。越來越多的國家首腦強調互聯網安全，甚至直接過問互聯網和信息化建設。

    全球化的互聯網，需要的不是猜測或相信所謂某國某機構的“動機良好”，或者對互聯網自主健康發展一廂情愿，而是立規矩、保安全、促發展。

    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全球越來越多的人日益依賴互聯網，其中不安全因素會引發多大的損失？事實上，在互聯網成為生活不可分割一部分時，人們不能再容忍當今互聯網的種種不安，也承受不起其帶來的損失。

    互聯網，不需要“救世主”。一些國家在其冠冕堂皇的說辭背后，對黑客、竊聽、監控沒有給出合理的“解藥”，賊喊捉賊的把戲還在上演。

    互聯網，不需要“一廂情愿”。一切如水銀瀉地，該發生的都發生了——虛擬“錢包”被覬覦，隱私被偷窺，核心數據被竊，色情信息散播。很多國家已逐漸從任由網絡無序發展的迷思中幡然醒悟。

    因此，為了未來幾十億人的福祉，是時候對網絡進行大力治理了，當今互聯網這種“最好與最壞的時代”需要被超越。（楊 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