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病強制收治亂象叢生 法律缺位亟待規范

　《精神衛生法》立法26年首度征民意，“被精神病”收治亂局亟待規范

　　對律師黃雪濤來說，“2011年6月10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那一天，她代理的當事人徐武出院了。

　　那一天，她在武漢大學做了一場長達3小時的演講，題目叫《拒絕被精神科醫生統治》，而副標題為“法治是我們人身安全唯一出路”。

　　而最重要的是，那一天，《精神衛生法(草案)》由國務院法制辦公布并開始征求意見。

　　一部難產了26年的法律，終于以“草案”的姿態，亮出了“不得強制進行精神病檢查”的核心價值觀。

　　已經等了太久。

　　這些年，面對精神病強制收治領域的亂象———“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被收治”，從法學界、醫學界到普通民眾已經飽嘗了法律缺位的痛。

　　草案發布，歡呼一片。人們似乎看到了重整精神病檢查收治秩序的曙光。

　　然而，矛盾依然存在。一邊是“普通公民被精神病”的深淵，另一邊又是“武瘋子危害公眾安全”的懸崖，這一部《精神衛生法(草案)》能平衡好嗎？

　　來自親人的傷害，無處可逃？

　　如果監護人就是侵權人，患者將無處可逃。這實際上肯定了以前的一些錯誤的規則

　　這兩天，黃雪濤正在接觸一個新案子，“和廣州何錦榮案如出一轍，還好他比何錦榮幸運。”

　　今年45歲的陳國明(化名)是福建長樂人，與妻子一起經營一家珠寶店。2011年2月10日晚，正在睡覺的他，被妻子及其娘家人用透明膠帶捆綁，送到了南平市延平區精神病院。根據該精神病院的記錄，當時家屬稱陳國明“反復疑人害，沖動，傷人，毀物，失眠兩年”。

　　幸運的陳國明，遇到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值班醫生。醫生判斷他不像精神病人，未對他使用精神病藥物。

　　然而，“誰送來誰領走”這個困擾無數“精神病人”的現有規則，讓陳國明依然無法“飛越瘋人院”。直到陳國明的姐姐多方打聽找上門來，可姐姐也無法帶走他，只能報警求助。在警方的介入下，陳國明被送往福州精神病院做精神鑒定。

　　整整住院56天后，陳國明帶著“患者目前無精神病性癥狀”的診斷出院了。

　　而在精神病院之外等待他的，是離婚傳票和“一貧如洗”的家。據陳國明透露，珠寶店被關門了，價值400多萬元的珠寶不知所蹤，股票賬戶上的80萬元全部被人套現，家中的保險柜空空如也。

　　如今，陳國明孤身一人住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每每回想，他都在后怕，“如果，姐姐沒打聽到我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如果，最后精神鑒定不能確定我有沒有精神病,我是不是一輩子都出不來了？”

　　黃雪濤在微博里留下這樣一句感慨：終于見到，出院的不是精神病人！

　　《草案》的新規定，能不能解除陳國明等人的隱憂呢？黃雪濤說，按新規定，“受害人最長會被住院觀察三天，醫生診斷無病，則放人，無須像陳國明一樣長達56天”。但是，“遭遇家人綁架送院的情節，不僅不能避免，可能會更多發。”

　　一直致力于精神病強制收治研究的公益組織深圳衡平機構，在《草案》公布的第一天，作出的第一條評論就是“監護人權責過大”。

　　來自親人的“傷害”，似乎依然無處可逃。

　　《草案》第26條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或者將要發生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黃雪濤說，這種安排，很有可能引爆近親屬之間的濫用個案。

　　而更關鍵的是，《草案》提出住院期間“病人”權利由“監護人”代為決定。“如果監護人就是侵權人，患者將無處可逃。這實際上肯定了以前的一些錯誤的規則。”

　　因上訪“被精神病”，地雷還在？

　　“擾亂公共秩序”這個標準太模糊，自由裁量權太大，可能存在濫用可能

　　就在徐武案引發各方高度關注的時候，深圳的一單案件的判決意味深長。

　　2011年5月10日，深圳福田區法院以一紙判決書為深圳市“被精神病”護士郭俊梅贏回了正常人的身份。

　　2009年12月，因不滿獎金分配方案，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高壓氧科護士郭俊梅到深圳市信訪辦投訴。一周后，醫院人事科長打電話叫郭俊梅到辦公室談話，但實際卻安排了康寧醫院司法鑒定科醫師高北陵，假扮“上級工會領導”代表組織談話，郭俊梅以為上訪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就把心里的想法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高北陵。

　　后面的劇情開始走樣：2010年1月13日下午，副院長陳斌來到該科室宣布,郭俊梅在她父母陪同下到康寧醫院做了檢查，被診斷為偏執性精神障礙，醫院決定讓她到康寧醫院住院治療，康復回來后將調到院圖書館上班。

　　還好，郭俊梅沒有被關進“瘋人院”，她打起了名譽權官司。

　　福田區法院審理后認為，郭俊梅在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工作期間并無任何工作失誤，亦未出現因精神問題做出不當行為，醫院因其與院領導發生爭執就認為其存在精神問題，在未征得其父母及其近親屬同意情況下，聘請康寧醫院精神病專家為其診治，其行為本身存在不當之處，是造成郭俊梅名譽受損的主要原因。

　　另外，醫師高北陵僅根據與郭俊梅的一次談話，就初步診斷她患偏執性精神障礙；醫院憑此初步診斷，就為郭俊梅調整工作，行為過于草率。而院方向媒體講述郭俊梅患偏執性精神病，高北陵亦違反保密義務向媒體披露郭俊梅的情感隱私和患病情況，這種行為必然導致郭俊梅的社會評價降低，侵害其名譽權。

　　郭俊梅還算幸運，更多的人直接就被迫“非自愿住院治療”。

　　因狀告鄉政府，河南漯河農民徐林東在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大劉鄉政府送進精神病院。其家人找到精神病醫院，提出讓徐林東出院，但遭到該院當場拒絕：“你家屬沒這個權力把他接走。他是通過鄉政府送過來的，只有鄉政府才有這個權力”。最終，徐林東被關在精神病院6年半，直到2010年4月底才重獲自由。

　　也就是在2010年，湖北男子彭寶泉因拍攝上訪過程，被有關部門強行送至精神病院；浙江省松陽縣農民李體法攔截省環保廳廳長告鄉政府的狀，也被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

　　法律界一直堅持，公權力的一再濫用，就是“被精神病”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深圳衡平機構負責人在草案發布的當天，就明確指出：草案規定沒有堵上這個漏洞，反而給公權力濫用提供了捷徑。

　　讀一讀草案第27條規定的“強制收治條件”：“只有精神障礙患者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且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危險的，才能對患者實施非自愿住院醫療。”

　　黃雪濤就認為，“擾亂公共秩序”這個標準太模糊，自由裁量權太大，可能存在濫用可能。目前很多明顯屬于濫用精神病醫學的個案，如街頭拍照的彭寶泉，可能都會被指擾亂公共秩序。越級上訪、投訴檢舉不實、網絡言論，都可能會被指擾亂公共秩序。“如果精神衛生法為此開設收治大門，后果將不堪設想。”

倫理和司法判斷，誰來裁決？

　　精神障礙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讓醫生同時肩負著倫理判斷和司法判斷，必然會出問題

　　黃雪濤專門在微博里寫了兩個請精神科醫生回答的問題：1、什么樣的精神病人無行為能力？ 2、“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是什么意思？

　　記者拿著這兩個問題，問了廣州數名精神科醫生。

　　對于第一個問題，醫生們都很謹慎，堅持說這不是他們研究的范疇，得問法律界人士。

　　而對于第二個問題，醫生們從意識障礙、認知障礙等角度，解說了一大通，但大部分醫生承認“這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醫生之間都可能存在分歧，適合由精神病司法鑒定機構來出具結論”。

　　《草案》第29條就授權精神病司法鑒定機構行使對強制收治不服的最后裁決權。

　　而黃雪濤用了一句比較極端的話來形容：這就是草案最嚴重的不足———我們將接受精神科醫生的統治，而不是法治。

　　到底誰才能握有“飛越瘋人院”的最終裁量權？

　　北京大學醫學部衛生法學教研室副主任王岳認為，當前法案對非自愿住院醫療的判斷主要依賴的仍然是醫生的診斷、復診以及精神衛生司法鑒定，這些都不足以保護公民權利不受到侵害。

　　中國司法精神病學泰斗、川大華西醫院教授劉協和是法案最初起草人，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堅定指出，目前的規定不能徹底解決現有的精神障礙患者的收治問題。“除法律以外，任何人或者組織都無權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精神科醫生不能僭越法律，成為決定一個人有無行為能力的主體。精神障礙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讓醫生同時肩負著倫理判斷和司法判斷，必然會出問題”。

　　劉協和認為，理想狀態是“劃清診斷和收治的權限”，一個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應該由醫生從專業的醫學角度進行診斷，而非自愿接受治療的患者，是否收治入院，則由法律裁定。

　　但這一點，在精神科醫生那里有不同觀點。

　　立法參與者、北京市回龍觀醫院院長楊甫德說，雙方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一個人出現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行為，如危害社會公共安全行為時，醫生認為這是其缺少“自制力”，嚴重者即應住院治療。而法律界則認為，這是其“行為能力”問題，應該進行法學判斷，但法學對疾病的考慮又比較少。如果按照法學界的說法，凡是出現危害社會治安、肇事肇禍等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人，都應先經司法鑒定才能確診，但司法鑒定一是要等，時間久，二是病人的病情刻不容緩。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科醫生表示，這確實是兩難，“武瘋子”送了過來，醫生已經判斷要住院了，等法院裁決的話要等到什么時候呢？危害了社會首當其沖被怪責的往往是醫生。“說實話，我們也不愿意呀，劃清診斷和收治對醫生來說更輕松”。

　　深圳衡平機構的志愿者則認為是醫療界理解不到位：如果治療刻不容緩，在收治過程中引入司法程序有困難，患者應有權在住院期間獲得第三方機構的審裁，這樣并不會延誤治療，甚至有助于治療。有苦無處說、有冤無處訴的病人，才不愿意配合醫生治療。

　　精神病收治制度有八大缺陷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9年統計顯示，我國有各類精神病人一億以上。有研究數據表明，重性精神病患人數也已超過1600萬。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精神病發病率已占我國所有疾病發病率總數的20%，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為10%。

　　去年10月10日，第十六個世界精神衛生日當天，《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發布，這是我國首部從法律視角對精神病收治制度進行分析的民間報告，當時寄送給了全國人大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以期為正在進行中的精神衛生立法提供參考。

　　在這份報告里，我們可以看到，與高發病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家經費投入過少。國外精神衛生投入占衛生總投入的比例約為20%，而我國僅有1%。這有限的投入卻要負擔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財政投入嚴重不足使我國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沒有接受有效治療。

　　以經濟相對發達的廣東省為例，廣東仍有七個地級市沒有地市級精神病院。從廣東省局部地區的數字來看：廣州市有80%的重癥患者得不到治療；清遠市有90%的患者得不到治療；茂名地區雖有大約兩萬名重癥患者，但目前只有500多人得到收治。廣東省作為經濟總量全國第一的省份，財政投入尚不能滿足基本的精神衛生治療需求，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精神障礙患者的治療率很低。

　　該報告還總結了目前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強制收治沒有門檻；強制收治沒有程序規范；否認個人拒絕住院的權利；不經法定程序推定監護人；出院遵循“誰送來、誰接走”的規則；住院期間沒有糾錯機制，投訴、申訴、起訴皆無門；司法救濟失靈；精神損害賠償數額非常低。

　　而這一次的《草案》，顯然對報告里的八大制度缺陷基本上都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草案有了非自愿住院的實體標準和程序要求，其中提到不能隨便將人送到醫院做精神病檢查，這一點很好。”黃雪濤還是很肯定《草案》的進步。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邱鷺風還特別贊賞草案將部分“非自愿”的法律責任提高到刑責的高度，“這將極大地保護精神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對近年來備受社會質疑的一些個人、機構為了自己的利益，使人‘被精神病’的丑惡現象，也將是一次重大打擊”。

　　鏈接

　　《精神衛生法(草案)》被指存在諸多不足

　　6月23日，兩個民間公益組織“精神病與社會觀察”和“衡平機構”致信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直指精神衛生法草案在精神病非自愿診斷和收治的實體標準、防止濫用監護權侵權及患者司法救濟權利等方面存在制度漏洞，并不能杜絕備受詬病的“被精神病”現象發生。在建議信中，公益組織重點提出了六點修改意見。

　　———刪除將“擾亂公共秩序”作為非自愿診斷和收治的標準。

　　———將“知情同意”替代“非自愿”，作為精神障礙診斷的基本原則。

　　———保障非自愿住院人員的特定委托代理權限。

　　———監護人資格應在緊急收治之后經法院確認。

　　———重罪犯罪嫌疑人須進行“強制精神障礙診斷”。

　　———無監護人、近親屬的疑似精神病人非自愿住院由民政行政部門首長批準決定，以臨時監護人身份對流浪精神病患者行使監護權。 (法制日報)

　　他山之石

　　《臺灣精神衛生法》(2007年修訂)第四十二條

　　住院患者或其保護人，均有權向法院聲請裁定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經主管機關認可的公益團體，也可在一定條件下向法院聲請停止住院。

　　《香港精神健康條例》(與英美基本相同)

　　精神障礙者無論入院、出院，均由法院聆訊后裁定；如不服，可向上級法院上訴。如接受特別治療，例如電震蕩，須經本人書面授權同意，不得由監護人決定。

　　意大利《精神衛生法》(1978年)

　　“市長+監護法官”雙重同意，方可實施非自愿健康措施；住院患者如有異議，可接受監護法官聆訊。（記者 林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