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信任危機的羈絆

胡殿文

現如今，誰也不真相信誰，盡管你說得天花亂墜，我就是不相信你。 近日，北京一六年級學生張皓對市場上的鮮蘑菇調查發現，超九成的蘑菇都被熒光增白劑污染（增白劑被人體過量吸收，會成為潛在的致癌因素）。北京市工商局相關人士稱，張皓的實驗及調查結果“不具科學性”。但問題出現了， 盡管官方在第一時間內作出比較權威的鑒定——張皓的實驗及調查結果“不具科學性”，可仍然有九成以上的網民相信張皓，而不相信官方的說法。

公眾力挺小學生不僅僅是感到對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失望，更是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而產生信任危機才是最可怕的。其實，這種互不信任早已司空見慣。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央就強調各級政府要做好就業工作，尤其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但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大學生就業數據后，就被大學生網民嘲諷為“被就業”，當然還有“被增長”等問題。無論官方發布怎樣的“權威”數據，屢屢遭到社會質疑。

專家遭遇信任危機。最近微博上流行這么一個段子：橋垮了，專家說和質量沒有關系。房價高了，專家說和地價沒有關系。泥石流了，專家說和植被沒有關系。發育早了，專家說和奶粉沒有關系。不良反應，專家說和疫苗沒有關系。吃龍蝦得病了，專家說和“洗蝦粉”沒有關系。對專家信與不信的糾結與無奈，全在嬉笑怒罵中。民眾需要專家，源于人類活動疆域拓展得越來越廣，社會分工也越來越龐雜細密，窮盡一己之力，已難以對紛繁復雜的自然及社會現象獲得普遍認知。于是，把對某一領域的信息解讀交予專家，就成為必然的選擇。從某種程度上說，專家擔負著引領人們走出認識迷途的重任，但恰恰是這樣的使命，卻頻頻被專家自己擊潰。有讀者說，不要迷信專家，那只是個傳說。   

生活在信任危機下，我們誰都需要由此而付出代價。經常出現的“好心沒好報”、“不敢做好事”現象是信任危機的另一面“鏡子”。媒體上，我們經常可以見到老人在路上跌倒，路人過去扶一把卻被認為是撞到老人的“原兇”；出于好心送受傷者到醫院搶救，家屬一見，不問緣由就過去送上一頓暴打……社會之間缺乏信任感，給我們直接的感受就是社會人情的冷漠和傷了熱情者的心，也引發了“英雄流血又流淚”的悲劇。

信任危機增加了社會管理難度，信任危機增加了社會交往成本。更重要的是，人們失去了互信，談不上互動，就會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社會生活就會陷入無序狀態。活在信任危機的年代里，誰都是受傷者，老百姓輸金錢、輸感情，政府信譽、形象受損。不難想象，建立起社會“過硬”的信任體系迫在眉睫，這不僅僅是法律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道德體系和價值觀體系的建立問題。在建立信任體系問題上，作為政府有責任步子再大一點、速度再快一點，讓經常與老百姓打交道的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行為更規范一些，使政府更加有威、有信、有形，使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交往成本大大降低、互信體系更加完備。就是說，要讓人們都在顯規則的陽光下生活，讓躲在陰暗處的潛規則漸漸退出歷史舞臺。  

跳出信任危機的羈絆，就要從制度入手。那就是實行政務公開，把該公開的信息一律公開，增加依法行政的透明度，滿足人們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批評權，通過良性的溝通和交流，建立政府和人民、社會的互信關系，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只有官員的“瞞下”和“不唯下”行為得到有效糾正，社會也才能找到去信任政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