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方舟子遇襲案”并非越快越好

□郭松民

方舟子遇襲案昨日一審宣判，肖傳國被判拘役5個半月。各種跡象顯示，有關方面打算用快審快判的方式“了結”此案：10月10日，北京石景山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當事人之一方玄昌明確向記者表示：“法院閃電開庭太倉促，根本來不及取證。”更有政法大學教授指出：本案審理在程序上也是有瑕疵的，法院應在起訴書送達被告人10日后開庭，現在才過6天。(10月10日《北京晨報》)

法院為何如此心急？顯然不是為了安撫方舟子、方玄昌，因為兩人都對“閃電開庭”表示不滿，他們希望以“故意殺人罪(未遂)”而不是“尋釁滋事罪”來起訴；是為了庇護肖傳國，向肖背后的強大利益集團妥協？似乎也不像。肖如果有如此大能量，不會當不上院士，也不會困難到找親戚行兇了；是為了顯示司法部門的高效率，平息輿論？但這是一種明顯可能引起巨大爭議的舉措，只會適得其反。

法院的心情我們永遠不懂，也不必揣測了。但筆者想指出的是，審判“方舟子案”并非越快越好，重要的應該是把本案審理成鐵案，即無論是在事實、程序和適用法律方面，都要既沒有瑕疵，也能經起歷史和輿論檢驗。

為何要如此呢？這是因為，方舟子案由于其極高的社會關注度，已成“影響性訴訟”。所謂“影響性訴訟”，顧名思義就是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訴訟，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圍內為公眾普遍知曉和廣泛關注，能在較大范圍和一定深度影響立法創新、司法改革和人們法治和道德觀念的典型訴訟。

就方舟子案而言，它不再是簡單的刑事案件，而牽涉到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公民權利如何不受暴力威脅？學術界如何建立制度性打假機制來取代個人打假？反過來，當一個學者面對“打假明星”的強勢話語時，應如何保護個人權利？學術共同體應扮演何種角色？當由于法律滯后而對一些行為難以定性時，應如何彌補糾偏等。

從法院角度來看，由于“影響性訴訟”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容易引起媒體關注，因而通常比普通訴訟更具社會關注度和影響力，對司法、立法乃至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等，都會產生很大影響，其意義遠超解決單純個案的層面。司法機構在處理時，要格外謹慎，不僅要考慮案件本身，還應考慮對法治建設和世道人心的影響。但遺憾的是，在這次審理中，我們卻沒有看到應有的謹慎，取而代之的是“快審快判”的草率，這不能不讓人質疑相關部門的專業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