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錢買諒解

王軍榮

北京市一中院昨日首次出臺《關于規范刑事審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導意見》，提出對于重傷以下、比較輕微的刑事犯罪，在雙方自愿協商的基礎上，通過使被害人獲得一定的經濟補償和精神補償，使被告人得到被害人的諒解，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后，法院可據此依法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或免除處罰(7月25日《京華時報》）。

據說，這項被稱為“花錢買諒解”的“指導意見”要想成功進行，有兩個條件：首先，是建立在雙方當事人都自愿的前提下；其次，被害人的諒解是最重要的減刑因素。因此，北京市一中院推斷，不但不會影響司法公正，還有利于推進司法和諧。但是，如果沒有公開保障，誰能保證其不會異化為有錢人玩弄法律的把戲，想必有錢人有的是辦法“攻”下被害人“不自愿”和“不諒解”的堡壘。

從辦案的效率來看，“花錢買諒解”可以盡快結案。許多國家也存在“辯訴交易”，即在刑事訴訟中法院開庭審理之前，提起控訴的檢察官為了換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辯，提起比原來指控更輕的罪名或者減少指控罪名，或者允諾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議為條件，與被告方（一般通過律師）在法庭外進行協商談判而形成的一種司法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花錢買諒解”就是一種“辯訴交易”。但“辯訴交易”在外國能夠實施，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與文化背景，而我們目前還不具備實施“辯訴交易”的成熟條件。比如證據開示制度的缺失，律師辯護制度還不發達。在此背景下，“花錢買諒解”真的不會影響司法公正？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會有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