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叫“農民工”能否叫“市民工”

□石敬濤

深圳市代市長王榮表示，“農民工”的概念已發生變化，這批農民工的下一代再來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褲，留的是很時尚的發型，他們不能再被稱為“農民工”，深圳“農民工”這個概念將會消失（《廣州日報》7月6日）。

一個最簡單、最難以回答的問題是，“農民工”概念消失，那這個群體應該叫什么？能叫“市民”嗎？即便不是市民，能叫“市民工”嗎？

可事實上，他們依然離“市民待遇”相隔十萬八千里。在城市，他們沒有自己的房子，沒有固定的住所，依然是“暫住”。他們的子女依然不能同市民子女享受同等的教育，依然需要“借讀”。他們依然時不時遭受城里人的白眼，依然會為找不到活兒、討不到工錢而提心吊膽。他們依然沒有醫療和養老保障，沒有基本的“市民”待遇。

穿上T恤、牛仔褲的農民工第二代，雖然形象已大為改觀，與市民相差無幾，可這并不能說明他們已是“市民”。不然，當40名外來務工人員獲批落戶上海時，他們也不會激動得淚如雨下。一個戶口意味著什么，個中的滋味，只有“農民工”自己心知肚明。

“農民工”這個稱呼或者說概念，是“歷史地”形成的，它何時消失，并不依賴于個人意愿。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藩籬前，在銅墻鐵壁的戶口壁壘面前，在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面前，無論穿上多么漂亮的馬甲，無論公共管理部門能“恩賜”幾十張戶口待遇，“農民工”還是不折不扣的“農民工”。